文/温璋
闻名中外的京城琉璃厂文化街，位于现在北京和平门外，东长800米。几百年来，它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流连于此，至今仍有不少中外人士到这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但是，你可知道三百多年的琉璃厂经历了多少风雨变迁，悠悠的文化街记录了几代河北文化商人的奋斗博弈？这里给您简要述来。
从琉璃窑厂到文化市场
琉璃厂这个地方在辽代是中都的一个村庄，叫“海王村”。元灭辽以后，在这里设立元大都城，修建宫廷庙宇需要琉璃瓦，于是在城的南郊开设官窑，烧制琉璃瓦，“琉璃厂”由此得名，至今已有800多年。明灭元以后，元大都城被严重毁坏。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重建北京城，修建大型宫殿群，即故宫，仍需大量的琉璃制品，于是这里成了明朝工部的五大官窑之一。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南部修建外城，琉璃厂被圈在外城之内，窑厂仍在烧制琉璃制品。
清灭明以后定都北京，琉璃厂是官窑，继续烧制琉璃制品，供清廷建筑使用。清初，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族官员多数居住在外城的琉璃厂附近。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政府颁布命令，将琉璃厂移至京西门头沟山中，靠近永定河的一个小村，叫琉璃渠村，也称“外厂”，继续烧制琉璃制品。而城内琉璃厂这块地方暂时闲置了。后来这里逐渐成为一个集市，白天在窑前的空地上有玩杂耍的，卖小吃的，摆书摊的，这里还有灯市。再后来，明朝就比较红火的前门、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逐渐向琉璃厂转移。各地的书商也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外地的会馆也有建在附近，官员、赶考的举子也常聚集于此逛书市。繁华的市井，便利的条件，形成了“京城雅游之所”，使琉璃厂逐渐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一条街，与文化相关的文房四宝，古玩字画等，也很快发展起来了。
古旧书是琉璃厂的主业直接促进琉璃厂书业的繁荣发展，成为北京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是康熙、乾隆期间修纂了两部大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因为修纂这两部书需大量的书籍，编纂人员经常到琉璃厂书肆中搜集所需之书，古旧书业应运而起。进而带动嘉庆、道光年间文化人所喜好的金石古玩也随之兴起，在琉璃厂出现了碑帖、南纸、装裱、刻字等铺店。据记载：乾隆年间，在琉璃厂有名号的古旧书铺31家，古玩、字画、刻章、裱字画的铺店不在之列。当时《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就住在琉璃厂不远的虎坊桥的阅微草堂，他经常到琉璃厂与大家切磋编书事宜。
琉璃厂古旧书业最繁荣的时期是清朝末期到民国中期。1906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各种新式学堂逐步建立，特别是在琉璃厂原址上修建了优等师范学堂（1902）和五城学堂（1901），即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大附中的前身，各种文化和科技的书籍需求增加，一些书铺改营这方面的书籍。民国后，新书业也进入了琉璃厂。上世纪三十年代河北书商孙殿起作《琉璃厂书肆三记》记载：当时东西琉璃厂及周边胡同中有古旧书铺216家，琉璃厂之外有80家左右，即北京市有古旧书铺300多家。另外，金石文玩，湖笔徽墨、南纸刻印、简易印刷、裱画帖套、乐器制作等等，也发展迅速。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琉璃厂文化街受到很大冲击，所有书店奄奄一息，许多门店纷纷倒闭，整整八年，琉璃厂一片萧条。到日本投降的前一年，东西琉璃厂两个大铁栅栏门也被日本侵略军拆走，制造军火了。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琉璃厂得到恢复，人民政府为保留古旧书的经营特色，妥善安排了古旧书从业人员，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专业特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大部分书店都进行了公私合营，111家私营书店加入中国书店，使之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继承者和主体代表，“文革”中有不少古旧书店从业人员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国家拨巨款，仿照清代建筑风格重建琉璃厂文化街，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从此，这里古旧书业，古玩业日益繁荣。
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厂
古旧书业是琉璃厂的主业，可以说琉璃厂文化市场是因书而起，没有古旧书业，也就没有琉璃厂。但是琉璃厂的古旧书业发展变化有一个过程，最初是由浙江书商搞起来的，其后是江西书商主导了这一行业，最后走向繁荣鼎盛的是由河北文化商人创造的，所以，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津贴者，琉璃厂旧书业专家，河北籍的郭纪森先生说：“是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厂。”这是一个大胆的新鲜的见解，符合历史事实。
琉璃厂的古旧书业是由科举考试而来。清代每逢国家考试，应试的士子齐聚京城，考前要到文具店购笔试墨，考后因回家的路程远，有的滞留京城，静候榜音，一些人就到卖书的地方看书购书。于是，书市就兴起来了。卖书的老板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开始是有落第的士子感到仕途无望，只好在琉璃厂经营古旧书，走了经商这条道。真正促进琉璃厂古旧书业大发展是康熙、乾隆时期修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为了编写这两部图书集，需要大量的古旧图书，图书的来源除了中央政府藏书，各省征集私人进献，社会采集也是一个渠道。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的图书，很多图书被《四库全书》采用了。
乾隆年间之后，浙江书商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江西商人。据传，最初是一位来京应试的江西学子，因会试未中，无颜回乡，决定在琉璃厂开一书铺，自己撰写八股文应试帖诗镌版刷印出售，用来维持生活。后来许多江西同乡看这个行当可行，纷纷效仿，终成气候，在琉璃厂形成一个江西帮。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和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教育的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形势的压力，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推广新式学堂。之前，已在琉璃厂以北的废弃的旧窑厂上建起了新式的优等师范学堂和五城学堂。由于江西书商思想守旧，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科举考试废除后不能很快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销售大减，一些铺面倒闭，江西帮在琉璃厂慢慢消亡了。
清末民初，取代江西商人而起的是河北商人，特别是河北冀州、南宫等处的人。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少年时期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爱学习、能吃苦、头脑灵活，十三、四岁离开家乡到琉璃厂学徒。几年的实践，他们学会了营销旧书的本领，积累了古旧书的有关知识，有的干了十几年以后，有了经营资本，或独自或合伙开起了书铺。当科举考试废除，新式教育兴起之时，他们很快调整经营方向，面向科技文化，面向新的知识阶层，为这些群体做好服务。随着河北书商的兴起，不断有亲戚朋友引荐自己的孩子到琉璃厂学徒谋生，几年后，形成了以冀州、南宫及周边县人为主体的书商群体，也称直隶帮。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琉璃厂有名号的书店有216家，其中河北人开的书单站70%之多。这个商帮从清末、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年，一直活跃了近半个多世纪。他们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传，清朝末期，琉璃厂内江西书商和河北书商间时有矛盾。江西书商势众财大，看不起和排挤势单力薄的河北书商，河北书商不服气，立志自强自立，这反映在琉璃厂内文昌馆建设与祭祀上。
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禄位的神。为祈求文昌帝君保佑，咸丰年间江西人在厂东门路北建文昌馆，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之日，书业同仁皆来参拜祭祀。至光绪中叶，河北人从事旧书的渐多，可以与江西帮抗衡，而去文昌馆祭拜时，被江西人拒之门外。河北人很气愤，于是集资在小沙土园购买土地，修建了北直隶书行文昌会馆，每年二月初三在这里举办联欢会，降香献戏，感恩文昌帝君保佑。同时，将已故的同业者编制成谱牒，供奉于此，以追念先人，启发来者。后来，此直书行文昌会馆经几次修缮，都是河北商人捐助资金。解放后，文昌会馆改为北京市文化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地方。
冀商群星璀璨
琉璃厂是历史悠久，举世闻名，文化蕴涵丰富的宝地。清末民初，河北文化商人创造了它的辉煌，使琉璃厂达到鼎盛。同时，这一时期也使河北文化商人群星璀璨，各显风流。下面简要介绍几位著名文化商人。
古旧书业领军人物——来薰阁的陈杭。陈杭，字济川，1902年生，河北南宫县人，民国初年从家乡到北京旧书铺学徒。他精明干练，头脑清楚，善交际，办事能力强。1925年应他叔叔陈连彬的邀请到来薰阁旧书店参与经营管理，后来担任掌柜一职。他业务能力强，管理井井有条，使书店越办越红火。他广交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郑振锋、老舍及日本帝国大学教授狩野君山等，成为莫逆之交，为他们用书提供服务。他四次应邀到日本东京、大阪、神户、京都等大城市展销并收购中国古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陈有很强的民族正义感，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上海通缉搜捕著名学者郑振铎，陈杭毅然决定将郑先生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很长时间，使郑安然脱险。他除了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之外，还偷偷将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运往解放区，缓解了那里的缺乏图书的状况。陈杭重义轻财，有的珍本书籍无偿捐给了国家。其中一本是解放前用一两黄金收得的明万历刻本、清康熙五年重修本《忠义水浒传》，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本是明弘治刻本《西厢记》，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1950年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陈杭任经理。当年，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之后被当选为前门区人民代表。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所有北京的古旧书店合并成立中国书店，陈任副经理。他努力工作，选派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协助广州、兰州等地建立中国书店分店，为中国古旧书业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铜刻大家张樾丞。张樾丞，河北新河县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14岁为谋生活，步行从家乡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学徒。他天赋聪睿，又刻苦学艺，不久即脱颖而出，名声鹊起。1897年出师后，以刻字为业，尤以铜刻出名。他的篆刻艺术很受严复先生赞赏，还与许多金石、书画大家交往甚密，使他在各方面的修养大增。1912年他收得一个汉代铜鼓，很是高兴，决心自己独自开店，以“铜鼓”的谐音“同古”为名，开了一家墨合铺。他常请陈师曾、齐白石、吴观岱等著名书画家在墨盒上绘上草图，由他挥刀而刻，不多几刀，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就制成了。张的篆刻艺术自秦汉入手，兼近代诸家之长，布局严谨，不事张狂，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为爱新觉罗·溥仪、蒋中正、何应钦、李宗仁等著名人物治印。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张被请到北京饭店和中南海，研究设计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玺方案。张设计了四种，最后由中央选中其中宋体的那种。他闭门治印，精益求精，不出若干时日，完成了篆刻国玺的重任。后来他还为周恩来总理刻了一枚印章。刻制国玺还有一个故事：一般印章刻好后，治印人要先试盖一个，作为印样观看留存；而国玺不可随便试盖。张早就想到这一点，就在印章四角预留四个小柱，有柱无法试盖。当国家领导人对国玺试用印时，铲去四个小柱，即可用印。
版本目录学家、古旧书史研究家孙殿起。孙殿起，字耀卿，河北冀县人，1894年生。他幼年入私塾，14岁辍学进京到琉璃厂宏京堂旧书铺学徒，满师后在鸿宝阁、会文斋当伙计、司帐，前后11年。他聪明好学，从进入书铺就爱上了琳琅满目的古旧书，用心听，用心记这些古旧书的基本知识。图书经营过程中，他和北京大学教授伦明相识，并结为莫逆之交。1919年由伦教授出资，孙殿起担任掌柜，开设了通学斋书店，经营古旧书。1925年购得广东藏书家梁鼎芬旧藏书百十余箱；后又多次南下访书，先后收得珍本、善本万余种。由于他精识书籍版本，明辨优劣，生意越来越好，1925年至1935年，书店鼎盛时期，每年购铺书籍一至二万册，营业额三至四万大洋。孙殿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古旧书商，而且对目录学、版本学有很深的造诣，尤精于古书版本鉴别、考证。受到众多教授学者的影响，孙殿起也进行著书立说。他把自己睹手经的几万种古籍的书名、刻印年月、作者姓名籍贯、厚书目录、版本总数等一一详细记载，先后于1934年和1936年整理编了《丛书目录拾遗》12卷和《贩书偶记》20卷，印刷出版。《贩书偶记》基本是一部清代的图书总目，收集了清代著作单行本，以及宋、元、明代著录的罕见本17000多种，对《四库全书目录》是重要的补充，对我国古籍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的研究教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孙殿起工作之余仍伏案读书写作，先后撰有《记厂肆坊刻本书记》、《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文。1958年孙因病去世，由他的外甥、助手雷梦水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等书。
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津贴者、古旧书业专家郭纪森。郭纪森，河北冀县人，1914年生，幼入私塾，15岁到北京隆福寺稽古堂学徒，满师后当伙计。他勤奋好学，一点点积累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1939年他受聘到勤有堂书店当了副经理。1943年在西琉璃厂开设了自己的书店——开通书社。此时，他不仅与各大学图书馆和收藏家有广泛联系，而且结识许多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冯友兰、燕京大学洪煜莲、北京大学顾颉刚，和这些人的交往中不断增长知识，扩大了业务。他知识渊博，在收购旧书中抢救了一批珍贵历史资料。如1948年他听说天津小贩将古旧书当废纸论斤卖。他三下天津，把一部将要送到造纸厂化浆的有名的巨型古书抢救下来，那就是清雍正年间以铜冶字殿版开花纸印刷的我国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全书连目录供10040卷，5020册。郭纪森重义轻财，重信守诺，在业界口碑极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侵华日军占领了美国人开办的燕京大学，洪教授被捕关在日本宪兵队，郭主动跑到洪家，帮助整理所有藏书，并装箱转移到安全地方，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把藏书全部归还洪教授。1946年洪到美国讲学，临走时委托郭代买十几种图书；等他回来再给他。设想到洪一去未回，所购图书一直保存在郭处未动，1972年中美两国恢复关系后，洪给郭来信，得知所买图书保存至今，十分高兴，于是让他的学生将留存在北京寓所内的精致笔简和砚台送给郭留念。后又托人从美国带来委托书，把在北京的一处房产赠给郭，郭认为礼物太重，不能接受，将房产转交给了国家。1956年公私合营后，开通书社并入中国书店，他先后担任琉璃厂古书店副经理、收购员，后为中国书店顾问。郭纪森热爱古旧书业，从事古旧书业，并为之奋斗工作了一生，改革开放以后，他被评定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是对他杰出贡献的最好奖励。
除了上述几位优秀的河北文化商人外，琉璃厂还有许多业绩出色河北书商，他们是遂雅斋书铺掌柜、新城县人董会卿；孙殿起的传人、书商兼文人的冀县人雷梦水；多文阁书铺掌柜、冀县人魏广洲；韵古斋主人、古字画鉴定家、三河县人韩少慈；振华古玩店掌柜、解放后调故宫博物馆工作、古瓷器鉴定家、束鹿人耿宝昌；庆云堂主人、解放后任北京文物商店业务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咨询委员会委员、吴桥县人张彦生等。他们是琉璃厂河北文化商人群体中的知名人士和优秀代表，人人有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人人的奋斗历史和精神都可以启发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