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青

　　清末民初，苍劲的北风卷着白毛雪，横扫着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来自张家口蔚县的商人王瑞昌带领马队行走在奇峰陡起的险峻峡谷中。突然，峡谷对面一队人马冲杀过来。顿时，血光冲天喊杀声四起……以上这些，是山东、辽宁等四家卫视2010年开年大剧《大境门》中的情景。该剧以张家口巨商王瑞昌为代表，讲述了一代冀商的奋斗故事。

　　和晋商、徽商等其他商帮相比，长久以来，冀商被掩埋于历史的某个角落，冷僻不为人知。但近些年，不断有学者挖掘、披露起河北商人的史料。他们发现，原来冀商在历史上也像其他商帮一样自成体系，书写过辉煌与骄傲。冀人经商，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赵都邯郸。那时，赵国的经商意识和经商之风较之列国更为浓厚，邯郸也一度发展成为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

　　而如今我们所指的成体系的冀商，则是始于清，在清末民初发展鼎盛，其主要分为三个分支：一是开发东北的“老呔帮”；二是到蒙古经营的“张库帮”；三是以保定商家为主的“冀中帮”。

　　三大帮，各显其能

　　“老呔帮”的名字有些意思，“呔”(tai)，取三声，康熙字典中注释为：“南人詈北方人为呔子。” 字面引申意是指，说话带有外地口音。“老呔”，便是东北人送给到当地经商的河北商人的“爱称”。

　　清乾隆年间，东北的龙湾(今吉林农安)一带招垦开荒，当地非常缺乏农具和日用品。河北乐亭县刘石各庄的农民刘新亭一直都是走街串巷的货郎，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做出了生平最冒险的决定——闯关东去搞长途贩运。刘新亭没想到的是，正是他，一手开创了日后的“老呔帮”。

　　刘新亭是个眼光敏锐的商人，为迎合东北的“开荒”形势，他用铁瓦大车从家乡收购了大量的锄板、土布和棉花运往龙湾，再把东北的关东烟、麻和粮豆等土特产品，运往京畿等地去卖。十年时间，刘新亭便获利数百万吊，“京东刘家”成了当年“北方四大家族”之首。

　　据乐亭县志记载，至光绪十五年，刘家在东北和关内开设的商号已达30余处，“满洲全境几乎无地无之”。在刘新亭经商成功的带动下，乐亭及周边滦县、昌黎一带的农民也纷纷离开家乡，到东北做起生意，自此，“老呔帮”在东北成长起来。

　　不过，远走他乡闯关东毕竟是一招险棋，束鹿、深州、饶阳、辛集、南宫等地的河北人，就更乐意依托自身地域优势讨生活。于是，他们将目光聚焦到那条起于张家口，终于蒙古草原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即电视剧《大境门》中商人王瑞昌押车行走、路遇劫匪的“张库大道”。这条古商道在汉唐时代就已形成，但真正兴盛则是在清顺治元年——清政府修筑大境门，对蒙、俄贸易全面放开。正是看到了这个商贸良机，束鹿、深州等地的河北人，纷纷走上“张库大道”到蒙古贩卖货物，冀商“张库帮”因此出现。

　　当年的“张库帮”主要是往蒙古运销烟、酒、茶、糖，以及蒙靴、小量的茶砖、褡裢布、烟袋杆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细货”，如珊瑚、玉器等。到了那边，通常都是搭帐篷，等着蒙古人来交换货物。一般都是以货易货，用带去的生活用品，换回蒙古的牛羊马匹等。据说，当年一包烟能换一只大羊，一块砖茶能换一头4岁的牛，一双蒙靴能换一匹马……，利润能翻上数倍。

　　相较于“老呔帮”开发东北，“张库帮”沟通蒙古，“冀中帮”则是依靠境内众多的特产，四海专营——保定酱菜、安国药材、高阳棉布、辛集皮毛、安平罗网、顺平肠衣……他们把这些优质特产，成功推向全国各地。

　　在冀商三大帮中，最耀眼的还要算“老呔帮”。其实，在它崛起之时，正是晋商在东北地区经商活动走向没落的时候。借此机会，“老呔帮”成了东北当地的“商业老大”。仿佛天助一般，清末京沈铁路开通，“老呔帮”利用铁路运输货物，免去了过去用大车长途贩运的高成本和不便利。随着长春“益发合”、哈尔滨“同记”两家店铺的开业，“老呔帮”的发展到达顶峰。

　　长春“益发合”是“京东刘家”也就是“老呔帮”的创始家族在光绪八年投资18000吊创办的大车店，附设了油坊、磨坊、粉坊和豆腐坊，并开设粮米铺，零售油酒米面和杂货。“益发合”第六代传人刘益旺老人，在早些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对当年往事记忆犹新。

　　他说，在他的印象中，清末的时候，东北币制异常混乱，长春又是东北中部的商业中心、交通中心，以及日俄势力的交锋地，因此钱庄业非常兴盛。看到此商机，光绪三十年，“益发合”又设立了益发钱庄，后来又将发展目光转向实业，先后在长春、四平、青岛等地开设制油厂、制粉厂、织染厂等。1921年至1932年这12年当中，“益发合”累计盈利714.25万元(银元)，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至于行走蒙古的“张库帮”几乎与“老呔帮”同时步入辉煌期。据史料显示，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河北商户，清初有80家，道光年间是260家，同治年间多达1027家。到了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当年，“张库大道”最高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相比“老呔帮”、“张库帮”，“冀中帮”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斐然。安国支撑了全国78%的药业，与京城的“同仁堂”坐上了一条船；辛集承载了90%的皮毛业；沧州丁德山三兄弟创建了“东来顺”；冀州杨德山创建了“全聚德”；大厂铁百万成了京城珠宝玉器行响当当的大老板。再如，天津的食品三绝——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其始创者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据说，天津城里竟也有个“小冀州”，商家林立，买卖兴隆。

　　利润要紧，却不是唯一目的

　　有种说法，冀商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在于其“文商并举、培养人才”的独特商道。冀商一般出身贫寒，尤其是“老呔帮”，不少人还是文盲，有的只读过一两年私塾。在经商实践中，他们都深切地感到没有文化的苦处，因此在发迹后，纷纷立下誓愿，决心捐资办学。哈尔滨的“同记”老板武百祥就曾提出，“公益要丰，私用要廉，捐资办学，培养英才。”

　　上世纪初叶，“老呔帮”每年都要将数千万银元捐于教育。上世纪30年代初，乐亭县的商人们在家乡捐资办起了164所中小学，遍及城乡各地，到解放前乐亭全县有4720名大专毕业生、76名留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学校受过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乐亭县更是拥有了“文化县”的美称，据考证，只有不到50万人口的乐亭，在解放后走出了9位院士、20多位将军，其他行业的专家精英也是数不胜数。

　　至于那些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古旧书业的河北商人，其“文商情怀”就更重了。当年，琉璃厂共设书铺237家，而属于冀商的就占111家之多，直到1956年前，琉璃厂最大的三家书店，都是由河北人经营的。至今，仍坐落在琉璃厂的“来薰阁”便是这“三家”之一。

　　起初，“来薰阁”不过是间经营不善的小书店。闯京城的冀商陈济川接手后，他提出“以书会友”的经营之道，专门僻出后院供文人学者们小坐饮茶，谈书论道。当年的很多专家教授都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来薰阁”的生意也渐渐兴旺。

　　陈济川之所以能和文人交上朋友，还在于，他作为商人，却把财富看得很轻。据说，当年陈济川听人讲，一个天津人藏有一套《忠义水浒传》，1589年刻版，罗本纂修，李贽评阅，甚为珍奇。他立即派人去天津，以5两黄金重价购得，作为“镇店之宝”摆于店内，珍视程度可见一斑。然而解放后，在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引荐下，陈济川却无偿将这部价值连城的古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陈济川的这种“淡泊”，被一些人称作冀人经商的共性——利润要紧，却不是唯一目的。就曾有人分析说，晋商将经商视为“命”；徽商视之为“路”，也就是抵达理想的唯一通道。而冀商呢，只把经商作为养家糊口、实现人生价值的“事”，做事，则只求无愧于心。心态放平，自然就少了“利益至上”的强硬姿势。

　　衰落乃时势的无奈

　　有种说法：“荣极必衰”。前景本无限好的冀商也没能躲过厄运，它在最辉煌时，几乎瞬间便迈入了衰败。

　　据今天的学者分析，冀商败落和当年长期战乱、时事变迁密切相关。比如“老呔帮”旗下的“益发合”就是在1941年日伪政权公布“七二五停止令”后由盛转衰的，原因是该“停止令”一出导致物价冻结，配给制度全面实行。这对“益发合”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从此后“益发合”的营业急转直下。其后的国内战争更是导致其各地分支机构的相继废业。

　　至于“张库帮”，同样没能逃脱被动荡政局击垮的命运。1924年外蒙古独立。1929年国民政府与前苏联断交，蒙古也关闭了中国的所有商号，“张库大道”自此被迫中断，借此生存的河北商人唯有怨天长叹，感慨生不逢时了。

　　如今，冀商曾经的辉煌都已成为历史的碎片。但他们确实是个值得记录的商帮，不仅在于，冀商一度是支持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中流砥柱。更重要的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那笔精神财富更为可贵，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有个广为传颂的故事，或许可以为冀商的“侠义坚忍”作为注脚：“老呔帮”鼻祖“京东刘家”有个规矩，不与官家联手。他们也因此与奉系军阀结怨，在东北的所有商号都被张作霖查封。但他们宁肯伤元气，也始终不与“恶势力”为伍，做伤害百姓众生之事。

　　如此商者，不该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