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商帮的话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化界、经济界于此尤为着力，关于商帮的研究著述、影视作品层出不穷，颇具影响；各种名号的商帮组织、联谊聚会和经济活动应运而生。而曾经拥有“百年辉煌”的冀商，也裹挟着浓郁的人文气息穿越历史焕发出新的光彩。
商帮与冀商
“商帮”是个历史名词，当今各地有所沿用是另一层含义，包括近几年正在叫响的冀商。尽管现在有“十大商帮峰会”、“十三省商帮论坛”等，但都是与历史上的商帮隔断几十年后的新型组织，并非从前辈那里直接承继。
“商帮”一词，《辞海》中解释为“商人行会”，称其为中国旧时的“商帮”。其实行会是同行业的联合组织，与人们常说的晋商、徽商、浙商、冀商等相去甚远。我们通常所说的“商帮”即经商集团，“冀商”即由河北人组成的经商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河北商帮。
商帮是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特有的亲近感。传统的中国人，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具体地讲有四个特点：一是地域性，如山西的晋商、徽州的徽商、宁波的宁波帮等；二是集团性或者说团队性，表现在成员关系、活动范围、合作措施、利润分配等方面；三是专营性，即经营项目相对集中并占有垄断性或较大的市场份额，如明清时期晋商对于钱庄的影响；四是人文性，即经营理论、策略、风格、影响等。这四大要素不可或缺，浑然一体，尤其以人文性为世人瞩目，作为区别商帮的重要标志。
在河北商史上，能称得上“帮”的有三个：一是冀东乐亭一带以东北为主要活动地的“老呔帮”；二是“走东口”到蒙古经营的“张库帮”；三是以保定商家和专类物产商品行销天下的“冀中帮”。这三大帮构成了“冀商”的主体，其地区性、集团性和专营性都十分显著，人文性亦独具特色，在历史、规模、商业影响诸方面，并不比曾经富可敌国、名满天下的晋商、徽商、浙商逊色。
历史上，外出经商的人，往往因为家乡穷困，自然条件恶劣，地产不足以糊口，或人多地少，只好丁口输出。一人发财，羡煞乡里，于是随者众多，因以成习，乃为风气，沿袭日久。晋中晋南、徽州、温州，包括河北一些地区，莫不如此。冀商的历史，大体上同国内各地其他商帮一样，其兴起、发展、昌盛、衰落，延续了二三百年，其中可以查证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是晚清至上世纪30年代，人称“百年辉煌”。
抹不掉的传奇
在历史上，冀商曾演绎出了一段抹不掉的传奇，其中以四大贡献最为突出：一曰开发东北，二曰沟通蒙古，三曰惠济京津，四曰物流天下。其曲折经历和突出人物，真真有无穷故事。
开发东北之功绩，主要是老呔帮创建的。在乐亭历史上，经商是最璀璨的一页，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有句民谚风行关里关外：“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据不完全统计，乐亭籍商人先后在东北大中城市和较大县城，开设商店和制造业达1000余家，经商人数达10万之众，形成名扬东北善于经商的“老呔帮”。乐亭“京东第一家”刘氏家族在长春的“益发合”，曾是吉林省规模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1919年益发合创办了长春第一家利用动力制油的制油厂，标志着这座城市的近代工业开始初具规模；其后创办的制粉厂，是解放前东北地区最大的面粉制造企业；1919年成立的益发银行，是东北第一个现代银行，也是东北地区金融业起步的标志。老呔帮为东北工商“造血”的主力军，他们创建的许多商业理念甚至延续至今。有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当年的情景——— 开发大东北，十万老呔魂。
沟通蒙古最主要的是张库帮。张家口“具有陆地商埠之天然形势”，从大境门外延伸出去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库伦(今乌兰巴托)的一条贸易运销路线，就是被称作“北方丝绸之路”的“张库大道”。张库帮即是以张家口为基地的活动在这条国际商道上的商帮。据史料显示，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以张家口为基地的商户，清同治年间多达1027家；到了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张库帮经营范围极广，“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营”。张库大道这条商路的兴盛，给张家口带来了繁盛与喧嚣。大境门外元宝山下的金街，店铺商号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据记载，当时设在张家口的英、德、美、日、法、俄、荷等国的商行，总数达到44家，这在当时可以和沿海大商埠上海、天津相媲美。
冀中帮的业绩主要是惠济京津和物流天下。地域方面，河北环绕京津，河北人的生意，开始多为肩挑地摊，但相当有特色，而且集中体现了商帮的特点，即地区性、团队性和专营性，在某一商品领域独树一帜；少数发展不错的，则成为远近闻名、于今犹盛的老字号。琉璃厂是京城著名的文化街市，300年魅力不衰。其中书业，自清末废除科举后，“多河北南宫、冀州等处人，彼此引荐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如今走进琉璃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街口的“来薰阁”牌匾。这个由河北南宫陈家开创的百年老店曾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私营古旧书店”，生动演绎了冀商之于全国古旧书业的渊源。全国各地商业老字号以北京为最，其中全聚德烤鸭店、东来顺羊肉馆、内连陞鞋店应该是佼佼者。但人们很少知道，“全聚德”是由河北冀州杨家寨人杨寿山创建的；“东来顺”的创始人是祖籍河北沧州的丁德山兄弟；“内联陞”是直隶武清人赵廷开办的，这委实是冀商的骄傲。“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被称为天津食品“三绝”，其创始人高贵友、刘万春、范桂林也都是河北人。在当年的天津，河北冀州人数量多影响大，他们开办了不少名噪一时的企业和商号，如益丰南纸局、陈记瓷器店、宏中酱油公司等，为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城市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冀商三大帮，物流满天下，但论其特点，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冀中帮身上；因其地域多特产特业，故地区性、集团性、专营性非常明显。如保定酱业、辛集皮毛、安国药材、高阳棉布、安平丝网，顺平肠衣等等，莫不商帮遍地，物流天下。历史长、产品精、声誉佳、贡献大，多有“半天下”之美名。
即使不放眼全国，单论冀商在河北这片土地上的贡献，也是彪炳史册。例如石家庄和唐山在当今河北城市群中是最突出的两个，人们常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唐山是“煤矿开出来的城市”。实际上，这两座城市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更是大商业时代的宠儿。老呔帮对于唐山，冀中帮对于石家庄，犹如五谷对于人体，在其成长强壮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冀商的人文考量
河北的人文精神中，素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一种悲壮之美，所谓“慷慨悲歌”，所谓“山东好汉，河北英雄”。河北人的大轮廓是朴实平淡、侠义坚忍，这些人文性格和精神特质自然而然地在冀商身上体现出来。
特殊的文化内涵，是商帮的重点特征。越是有名的商帮，其人文色彩就越显著。我们不妨以闻名于世的晋商、徽商为参照，来考量冀商的人文性。历史上，晋商与徽商并称商界双雄，领风骚500年。晋商崇信信义，诚至天下，独以银行业发达而称“汇通天下”。影响所及，山西全省有“人人经商，个个言商”的社会风尚。晋商守成，发家后多大修宅第，今三晋旅游热门景点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均如是。世人均认为山西人质朴厚道，辛俭勤劳，还要添上一句“精明算计”，这是晋商的功劳。徽商经商好政，亦商亦仕。和晋商不同，历史上的徽商从来不是一个单纯以经商赢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红顶商人”胡雪岩可谓代表和翘楚。
表面看来，较之晋商、徽商乃至浙商、粤商、鲁商等，冀商的人文特点并不十分突出彰显，缺乏一两条广为人知的表征性的说辞。但是了解了冀商的历史，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完全可以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冀商不像晋商、徽商那样善于与“官”“政”结合。老呔帮中“京东第一家”的乐亭刘氏，因与奉系军阀结怨，张作霖翻脸查封了刘家在东北的所有商号，导致其三分天下失其二。这样的事，在晋商、徽商那里大概是不会发生的。旧时张家口民谣；“山西人骡驮轿，山东人大褥套，直隶人钱两吊”，用以形容三省商人还乡时的不同场景。晋商、鲁商在外挣了钱，一般将银子运回家；而冀商则往往留在当地作进一步发展。此外，河北人隐忍低调、不事张扬的性格，也可以对“钱两吊”作出解释。还有一首民谣唱道：“山西人盖房，山东人存粮，徽州人修牌坊，直隶人讲排场”，细细品味，不无道理。河北人性情直爽，很爱面子，买卖人更看重这些，自尊很强。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冀商定格在燕赵大地，河北人的历史文化基因会对冀商的整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人文共性——— 闯练、诚信、平实、重义。同是冀商，老呔帮、张库帮、冀中帮的人文性又有差异。老呔帮热心教育，造福桑梓。大商人武百祥提出，“公益要丰，私用要廉，捐资办学，培养英才。”1904年，“京东第一家”刘家兴办刘氏私立第一中学堂，开乐亭县私人办学之先河。到上世纪30年代初，乐亭县的商人们在家乡捐资办起了164所中小学，遍及城乡各地。张库帮一直贯穿着“义利相通”的经营理念。刘质甫闻听家乡河间遭水灾，将自家粮站倾尽赈灾，全村人对此念念不忘。直隶帮则朴实大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琉璃厂“来薰阁”店主陈杭购得一套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传》作为“镇店之宝”，用资5两黄金。解放后，陈杭将这部价值连城的古书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往事并不如烟，其情如睹，其声可闻，令人不胜感慨。
薪火相传的新冀商
新型商帮如何继承传统商帮精神，在现代商业文明中怎样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的人文精神，是各地新型商帮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重义不轻利，重利不忘义，这应该是新冀商对前辈传统精神的继承和扬弃。
商帮的声望是精神先导，是以文化排先后、比高低、论输赢，即以商帮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决定商帮的成就和影响。历史上存在过的“冀商”两个字应该是大写的，是相对于晋商、徽商、浙商和其他各路商帮而独立存在的。有着独特经历、作用和影响的冀商，对于今日新冀商的崛起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20多年的风雨拼搏，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以北京河北企业商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冀商”一词浮出水面，叫响“冀商”成为社会上引人关注的话题。
新冀商产生的必要条件，诸如人员、规模、资本、市场、影响等，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目前在北京的河北人超过百万，从事的行业达几十种，有的已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在重庆的河北人达10万，拥有2000家以上的企业，年贸易总额超过10亿元。资本方面，北京河北企业商会负责人直言：“无论资本实力还是影响，在北京，冀商不会输给任何商帮。”2006年商务部评选出的“中华老字号”，我省有8家金榜题名；辛集市的支柱产业为制革及服装，其中羊皮制革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代表国内先进水平，是全国最大的产销基地；安国被称为中国“药都”，年吞吐中药材10万吨以上，年成交额六七十亿元；高阳三大主导产品——— 巾被、毛线、毛毯的产量均为全国第一，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专业市场；安平丝网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的8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丝网生产基地和丝网产品集散地；顺平肠衣产品占全国产量40%，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达3000万美元。
新型商帮是一个地区有潜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组成的商业力量，它已由旧式商帮“兼顾利与义、得与失”的价值取向，走向现代社会强调规则、合作、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商业文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继承传统商帮精神，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的人文精神，是各地新型商帮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传统商帮精神中，有许多是各地共有的，如艰苦创业、诚信为本、薄利多销、造福桑梓等等，许多特点某个商帮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晋商的勤俭守信、汇通天下；徽商的亦商亦仕、财自道生；浙商的开拓冒险、务实苦干；而冀商，则是朴实平淡、侠义坚忍。河北人的性格中，自古以来便渗透着“义”的精髓，冀商如此，新冀商也应如此。2006年北京河北企业商会成立现场，短短几分钟内企业家们捐赠达到200多万元，见多识广的《人物周刊》老总叹曰：“这种场景不容易看到。”
重义不轻利，重利不忘义，这应该是新冀商对前辈传统精神的继承和扬弃。品牌的影响力中，最重要的是文化意义。新冀商要想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叫响，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自身的形象，体现出一种世人赞誉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包容在现代商业文明主流价值观中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助于冀商做大、做强、做久，而强大的冀商又会将这种人文精神不断充实、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