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赵耀华
历史上商帮的形成有三大要素即：地域性、集团性、人文性。这里所说的人文性或称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其核心内容是商帮共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人文精神是商帮的灵魂，也是商帮文化的精华。因此，研究冀商人文精神，是冀商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广义上说，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冀商人文精神作为精神文化的形成，不仅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更深深地打着燕赵文化的烙印。所以，研究冀商人文精神，就不得不研究燕赵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燕赵文化探源
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大禹建立夏王朝，划天下为“九州”。“冀州”在九州之首。《周礼•职方》中称“河内曰冀州”，由此来看，“冀州”的大致区域应以黄河为南界，以太行山、燕山山脉为西界和北界。今河北正是处在这一区域之内，这大概就是河北简称“冀”的由来。然而，河北省行政区划是于1928年民国时期才设立的，是由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的，至今才82年的历史。由此看来，河北简称“冀”的历史很短。这大概也是“冀商”这一词汇出现比较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河北又别称“燕赵”。然而，古之燕国、赵国的疆域，要比今之河北省界大得多。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其疆土西有黄河，南有漳河与魏交界；东有清河与齐相望；北攻中山至易水与燕接壤；西越黄河与强秦为邻；西北傍阴山筑赵北长城与戎狄、匈奴为界。燕国的疆土东北有辽东与朝鲜为邻；北筑长城与东胡、林胡、楼烦为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接壤；南筑长城与齐为界。而且，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的燕国、赵国始终分为两国。那为什么把燕国、赵国合称为“燕赵”呢？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一是因为今河北省域都在古之燕国、赵国的疆土之内；二是因为燕国、赵国都在古冀州区划之内，有着共同的区域文化特征，或者说燕赵两国的人文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
其实，早在战国末期，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了。到了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送董绍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据此看来，“燕赵”之称谓由来已久。在战国末期，燕赵人文精神就已经形成了突出的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
司马迁在评述燕赵区域各地风气时说，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古属赵地）和代地（今河北蔚县）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人民彪悍少虑。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辞气慷慨。这里所说的“矜持”即坚强，“嫉妒”即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战国时期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加之燕赵都处于北部边陲，常常受到胡人的掠夺，生活更加悲苦。在这种惯见刀兵的生存环境里，在保卫家园的长期斗争中就养成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精神气质。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蔺相如的“完璧归赵”；从燕昭王“卑身厚币”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到“荆轲刺秦王”……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正是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最好的诠释。一曲“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千古流唱，更加彰显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之风骨，这正是人性阳刚之美的特质。
当然，如荆轲侠义之气，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这种慷慨赴义，刚烈悲壮的风骨却是值得称道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作了这样的评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二、燕赵人文精神在历史沿革中不断发展与升华。
燕赵大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今涿鹿、怀来一带就是远古农耕的炎帝与游牧的黄帝生产生活的地方。黄帝与蚩龙涿鹿之战后，营建城池，“合符釜山”，实现了各部族的大联合。之后，燕赵大地还留下了尧舜傲人的足迹。尧的封地就在今定州、行唐、顺平一带。被传为尧舜筑台禅让佳话的地方就在今宁晋尧台村。
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是燕赵人文精神发展连续性的基础。纵观中国历史，自战国末期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至今已历二千四百余年了。近代又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在前进，燕赵人文精神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又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涵义。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尽管不同朝代对儒家学说各有损益，但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特别是自公元938年辽以燕京（今北京）为陪都始，之后金、元、明、清均建都北京。而环绕燕京的燕赵大地便成了畿辅重地。京都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也是儒家学说思想影响最深的地方。以“勇武任侠，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人文精神在儒家“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教化中，逐步演化而走向正统。“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风被赋予了忠君报国的思想涵义。近代，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中，更进一步升华到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民族大义。
战国时期，燕赵地处北部边陲，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这块土地上，封建割据的兼并战争，辽、金、元、清入主中原的战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以及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可以说是战火连连。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人文精神，在这几千年血与火的战争中锤炼、得到不断强化与升华。因此，燕赵英雄辈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梁山泊起义军中的豹子头林冲、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以及近代“义和团”运动领袖赵三多、中华民族英雄霍元甲、京城豪侠大刀王五、慷慨赴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抗日英雄马本斋、人民英雄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还有《平原烈火》、《烈火金刚》、《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文学、影视作品所反映的燕赵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彰显了燕赵风骨，谱写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史诗。
在今天看来，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人文精神，已成为了燕赵文化的遗传基因，其内涵就是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慷慨赴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刚烈悲壮、不屈不挠的风骨；诚信守诺、不欺其志的品德。
燕赵处于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之地。早在战国时期，长城内外就胡汉杂糅。赵武灵王时期幕民迁徒塞下，屯田筑城，加强边防。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又幕民十万口徒于朔方。公元48年南匈奴归汉，近30万人口助汉守边，转为定居和农耕生活，并逐步向南向东迁徒，与汉人杂处。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柴胡”入塞近20万之众。公元115年，金兵攻占燕京，占领华北后，从东北徒大批的女真人于华北各地，同汉人杂居。清兵入关的情况就更不待说了。历朝历代的大量移民，使燕赵成为了民族大融合之地。
在民族融合中，中原文化影响着不懂礼仪的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直爽豪放、彪悍少虑的性情也影响着燕赵人文精神。长期以来，在血缘与文化的融合中，燕赵人文精神在潜移默化。以勇武任侠、慷慨悲歌为主导精神，但又兼有宽厚包容，敦厚诚实的特性。
三、冀商与晋商、徽商之比较
从商贸文化的角度看，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商贸文化都置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如，艰苦创业、诚信为本、抢占商机、造福桑梓等。但是，商帮具有地区性、集团性。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又形成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比如过去有一种说法：晋商视经商为“命”，为改变命运豁出命去干；徽商视经商为“路”，即抵达理想的通道；冀商视经商为“事”，专心做事，只求无愧于心。由此看来，各商帮的经商意识不尽相同。相比之下，冀商的心态较之平和，没那么强烈的功利思想。
还有一种说法，经商赚了钱之后，“山西人盖房，徽州人修牌坊，山东人存粮，河北人讲排场”。这就是说，冀商好面子，做人大气、豪爽。过去河北人管山西人叫“老西西”，而山西人管河北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情直爽，顺理直言。
还有人说，徽商有政治情节，冀商有英雄情节。过去徽商、晋商都热衷于“官政结合”，为经商开道。徽商“一手抓银子，一手抓顶子”。晋商有清赐八大皇商，拿着龙票做生意，八面威风。而冀商却不谙此道，呔商京东刘家还有“不与官方联手”的家训，认为“交官穷，交客富”。1920年因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怨，结果张作霖下令查封了刘家商号，还杀了二名掌柜，使刘家损失惨重，大伤元气。这类事情在徽商、晋商中可能不会发生。
然而，历史际遇，风云变幻。十九世纪末，正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之际，徽商、晋商随着封建经济的没落而衰败，而冀商却达到了鼎盛时期。晋商在东北的地位被呔商取而代之，就是例证。
晋商、徽商因与官府的结托关系而出名，但它毕竟是封建经济的附庸，是为封建政府财政服务的。因此，十九世纪末，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官本位”的徽商、“汇通天下”的晋商，虽然很富有，但他们的资本运转方式，仍然是与封建主义经济结构相协调，其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未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只能伴随着封建经济的没落而没落。而惠济京津，物流天下的冀商却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时冀商已成为近代商业的中流砥柱，曾支撑着全国78%的药业和90%的皮毛业。把经商视为“事”的冀商，其商业资本不是用来“买粮”、“盖房”、“修牌坊”，而是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了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因而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获得了新生，并且大展宏图。在这一方面呔商尤为优秀。以“益发和”掌门人孙秀三和现代商业改革家武百祥为代表的呔商，他们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形成了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实体。他们为推动和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四、冀商人文精神的特征
做为某一区域的人文精神，必然充分体现到这一区域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当然也体现在经商实践活动之中。冀商前辈们的经商之道所形成的人文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质。
我认为冀商的人文精神特征，用表征性的语言可凝练地概括为十二个字即：“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这十二个字就是冀商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是冀商所奉行的“义利相通”的典范商道。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重情重义、以义取利的价值观——这是冀商的灵魂。
冀商秉承了燕赵文化中“义”的精髓。至今河北人重情重义也是出了名的。冀商心态平和，专心做事，不欺不诈，不赚昧心钱，不做亏心买卖，不因利大而忘义，也不因利小而失信，坚守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京东刘家合德堂有位女掌门刘张氏，她出身经商世家，从小就受家道家风的影响。有一年各商号掌柜来东家报账，有几个商号因投机倒把赚了大钱，报完账等着东家赏识。没料到刘张氏却说：“给我把那几个赚大钱的商号关掉！”语惊四座，大家不知东家何意。刘张氏接着说：“你们的钱是投机倒把赚来的，我不喜欢投机倒把的买卖。”刘张氏虽女流之辈，却深明经商之大义。
在日伪统治时期，呔商保持民族大义，顶住各种压力，与日、俄展开商场竞争，尽力保护民族资本工商业，更令人敬佩。
（二） 以德养利，以利行义的道德观——这是冀商的品质。
过去有种说法：低等商人争利；中等商人取利；上等商人养利。不同的商人有不同的道德观，也就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古人云：“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唐•张说《钱本草》）。冀商具有宽厚的德行，又具有豪侠仗义的情怀。他们急公好义，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赈灾义捐、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义举，不胜枚举。
呔商杨焕亭是长春日升客栈经理，被世人称为商界侠士。他在事业上克勤克俭，对自家清廉有加。而助人为乐却慷慨大方，豪侠仗义。乐亭县志称他“好善乐施，梦寐不忘。”他的独子杨扶青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慈善家。呔商刘林阁在他的自述中写道：“小子愿将所赚之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兴办学堂，造福于民。我宁愿为社会做贡献，不为儿女当马牛。”上世纪初，呔商在东北三省及家乡乐亭大力捐资办学，业绩斐然，影响深远。
冀商的道德观还表现在他们的经商理念之中。呔商武百祥是现代商业改革家。在他著的《大罗新商店政策》中提出了一个高明的观点：“我要把经商做为道德事业来做”。他要求从经理到员工都要“做道德人”，“做道德事业”。而且还制定出具体的道德标准，如，不伪造，不投机，不欺诈，守规，守法，爱国等内容。从武百祥的言行看，他的经商之道已达到了至高境界。
（三） 诚信守诺，和睦经商的操守——这是冀商的风格。
冀商秉承了燕赵人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风格。被誉为商界侠士的呔商杨焕亭，以自己“日升客栈”为抵押，曾为一百多人担当“铺保”。后来，由于日俄战争和清政府腐败，货币贬值使他的企业赔了巨款。但他信守诺言，即使倾家荡产，也决不失信于担保。冀商又崇尚和谐，奉行和为贵，和气生财之道。呔商武百祥制定了和睦经商的“四利”原则，即：“利顾客、利公司、利劳资、利同业”。他主张以顾客为上，以商品质优为胜，以诚信为利器，公平竞争。他首倡“言无二价”，“明码标价”的文明经商之风。他还在自己“同记”工厂悬挂起一块“劳工神圣”的大牌子，以改造员工物质生活为己任，正确处理劳资关系。
（四） 以文理商，文商并举的举措——这是冀商的人文情怀。
冀商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呔商武百祥提出：“公益要丰，私用要廉，捐资办学，培养英才”。呔商在家乡乐亭捐资办了164所中小学。商人办学，特别注重传统文化与商贸文化的结合，不仅注重道德精神教育，而且更注重商业知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商业人才。武百祥还在企业内办精神培训班，商业知识培训班。并在东北兴办商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五） 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勇气——这是冀商发展的动力。
闯关东在东北三省创业的呔商，不仅突破农耕意识的束缚闯出了一条经商之路，而且在发展中注意不断创新，为开创现代商业之路而奋斗。呔商武百祥立志改革中国旧商业，亲自出国考察，学习和借鉴外国工商业的先进经验，大力倡导文明经商之风。1936年京东刘家的“益发合”与武百祥的“同记”企业率先推行股份制，开创了旧商业改造的先河。
被誉为商业改革先驱的武百祥，在清末还提出了商业改革要“随时代以相演进”的观点。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很具有前瞻性和改革勇气。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自己的企业大胆地进行改革的实践。这种改革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呔商在十九世纪末期民族资本工商业兴起之时，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与这种改革的社会责任感和勇气也是分不开的。
冀商曾经的辉煌已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新冀商已登上了现代化工商业的历史舞台。冀商前辈们典范的商道和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将成为新冀商发展的源动力，必将发扬光大。
当然，人文精神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面对着世界性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对前辈的经验进行理性的扬弃。比如，“重信尚义”固然值得称道，但是还要注意克服义气用事的盲目性和偏狭，防止不计利害的轻率，做到慎重决策；“诚实守诺”固然好，但要注意克服因循守旧、仰懒依附的弱点，树立机敏灵活的超前意识、创新意识；不媚流俗、“不与官家联手”的思想，更要作辩证的思考。在旧社会不媚流俗、不勾结官府伤害百姓，这是对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的性质不同了。应当在党的政策指引下，与人民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以图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历史上老呔帮、张库帮、冀中帮在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沟通俄蒙贸易、惠济京津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更多、更好。我们应当做得更新、更高、更宽、更久。尤其是在环渤海经济和京津冀都市圈里要大有作为。河北企业家应当以睿智的眼光抢占先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人脉资源优势大展身手，为建设经济强省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