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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刘健生: 冀商文化源远流长
发布日期:2014/5/12 21:43:34   文章来源:天下冀商网

文/刘健生

 

    冀商,历史悠久,业绩卓著,特别是在近代经济史上,创造了百年辉煌,成为中国近现代商史中无法绕行的重要篇章。因此,研究冀商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对于塑造冀商新形象,续写冀商新辉煌,有着十分积极而又现实的意义。

 

一、冀商的历史辉煌

    冀商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四千多年前,生活在漳河流域的夏代的商族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同其他部落的商品交换就比较活跃,成为当时擅长商品交换的民族。后来的“商品”、“   商人”即由这个商族的“商”字而来。战国时期,赵国的经商意识和经商之风较之列国更为浓厚,赵国国都邯郸曾一度发展成为当时国内甚至国际性的市场交易中心。闻名列国、叱咤风云的秦相吕不韦曾经是个大商人,他当年就是在邯郸经商发迹的,后以商谋国,成为政治商人,直至当了秦国的宰相。到汉代,邯郸仍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商业大都市之一。

    清末民初,冀商达到鼎盛,是中国当时重要的商帮之一。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在近代商贸史上,冀商的构成是多元一体的,曾经有四支在外经商的主要力量,即:在东北创业的唐山“老呔”商帮(也称冀东帮)、沟通俄蒙贸易的张库商帮、活跃在京津一带的冀中商帮、享誉南北的武安商邦。这四大商帮构成了冀商的主体。

    “老呔帮”,主要以唐山市乐亭县籍商人为主。“老呔”,是东北人送给在当地经商的河北商人的“爱称”。据不完全统计,从清朝光绪年间(1875-1899)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乐亭籍商人先后在东北、华北开设的商店和制造业、加工业企业达1000余家;除主店外,一般还都有分号,少则几处,多则百余处;经商、习商之人达10万之众。截止九一八事变前,该县在外经商者总共拥有资金近2亿银元,年创利润5000余万银元,每年向家乡汇款达两千万银元以上。老呔帮”曾一度开起了东三省最大的大车店、最大的同记商场,甚至以“京东刘家”的“益发银行”为蓝本奠立了中国金融业的雏形,在东北黑土地上演绎了“无商不乐亭”的传奇。

    “张库帮”,主要是以束鹿、深州、饶阳、辛集、南宫等地的商人为主。他们将目光聚焦在那条起于张家口、终于蒙古乌兰巴托(库伦)的商贸大道,即电视剧《大境门》中商人王瑞昌押车行走、路遇劫匪的“张库大道”。这条古商道在汉唐时代就已形成,但真正兴盛则是在清顺治元年——清政府修筑大境门,对蒙、俄贸易全面放开。当年的“张库帮”主要是往蒙古运销烟、酒、茶、糖,以及蒙靴、小量的茶砖、褡裢布、烟袋杆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细货”,如珊瑚、玉器等。到了那边,通常都是搭帐篷,等着蒙古人来交换货物。一般都是以货易货,用带去的生活用品,换回蒙古的牛羊马匹等。据史料显示,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河北商户,清初有80家,道光年间达260家,同治年间增至1027家。到了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有1500多家。当年,“张库大道”最高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冀中帮”,主要以保定商家为主。依靠境内众多的名优特产,四海专营——保定酱菜、安国药材、高阳棉布、辛集皮毛、安平罗网、顺平肠衣……他们把这些优质特产,成功推向全国各地。安国曾支撑了全国78%的药业,与京城的“同仁堂”坐上了一条船;辛集曾承载了全国90%的皮毛业;沧州丁德山三兄弟创建了“东来顺”;冀州杨德山创建了“全聚德”;大厂铁百万成了京城珠宝玉器行响当当的大老板。天津的食品三绝——“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其创始者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北商人。据说,当年天津城里曾有个“小冀州”,商家林立,买卖兴隆,十分繁华。

    “武安商帮”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气。“武安商帮”在史志里的最早记载见于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彰德府志》:“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虚妄不居货。”就是说,所有的村镇都有商业,所有的房屋都在储存货物。据民国《武安县志》记载,民国24年,武安在外经商的多达1950余家,从业人员25000人,再加上在本县经商的370家,总计2320家。这些商家,所设商号遍布于东北三省、内蒙、宁夏、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18个省区,并按地域分为关东、河南、冀晋、热察绥、山陕甘和苏皖诸帮,实为中国发展史上所罕见。

    我认为,冀商的历史辉煌不仅在于开发东北,沟通外蒙,惠济京津,物流天下,也不仅仅在于开创经营了不少驰名中外、百年不衰的“老字号”以及独具特色、备受称赞的名牌名品,还在于它为推动和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大家知道,过去徽商、晋商大都热衷于“官政结合”,为经商开道。徽商“一手抓银子,一手抓子”。晋商有清赐八大皇商,拿着龙票做生意,八面威风。但冀商却不谙此道,认为“交官穷,交客富”。然而,历史际遇,风云变幻。十九世纪末,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官本位”的徽商、“汇通天下”的晋商,虽然很富有,但他们的资本运作方式,仍然是与封建主义经济结构相协调,其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未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所以,只能伴随着封建经济的没落而没落。而冀商却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们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了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因而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获得了新生,并且大展宏图。特别是以“益发和”掌门人孙秀三和现代商业改革家武百祥为代表的呔商,将商业资本成功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形成了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实体。因此,冀商一度挺拔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近现代商史中无法绕行的重要章节。

 

二、冀商文化植根的丰厚沃土

    商帮是商人以地缘、业缘与血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松散群体。一个地区能否出现强大的商帮,是由该地区的地理、历史、交通、机遇、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凝铸而成的。特别是商帮文化,是长期的磨合、培育、提升而形成的,它是一个商帮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是商帮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也是核心竞争力。河北位处南北交会、东西交融之地,邯郸、邺城等地又曾是多代帝王之都,十分繁华,冀商的形成便在情理之中了。而百年冀商之业绩辉煌,对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影响之巨大,则是与冀商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的。

    从商贸文化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商贸文化无不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晋商、徽商、冀商都崇尚艰苦创业,诚信为本,抢占商机,造福桑梓等等。同时,不同的商帮还因其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比如有一种说法:晋商视经商为“命”,为改变命运豁出命去干;徽商视经商为“路”,即抵达理想的通道;冀商视经商为“事”,专心做事,只求无愧于心。还有一种说法,经商赚了钱之后,“山西人盖房,徽州人修牌坊,山东人存粮,河北人讲排场”。就是说,冀商好面子,做人大气、豪爽。过去河北人管山西人叫“老西西”,而山西人管河北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情直爽,顺理直言。冀商文化的形成,不仅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更深深地打着燕赵文化的烙印,燕赵文化是形成冀商文化特质的丰厚土壤,也可以说是冀商文化的根。因此,讲冀商文化,不能不说燕赵文化。

    燕赵大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人杰地灵,文化灿烂。燕赵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它同三秦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乃至巴蜀文化等,是构成中华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之燕赵,同为战国七雄,疆域辽阔,毗邻而居,习俗相近,有着共同的文化区域特征。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就有以下两点:

    其一,勇武任侠、慷慨悲歌。

    早在战国末期,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一曲“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流唱,彰显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风骨。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作了这样的明确的评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当然,荆轲的侠义之气,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其重信守诺,舍生忘死,刚烈悲壮的风骨是值得称道的。在其后几千年发生的封建割据的兼并战争,辽、金、元、清入主中原的战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以及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乃至抗日战争中,勇武任侠、刚烈悲壮、重信守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