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秋生
说起商帮，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晋商、徽商，他们辉煌的业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我们邯郸，也曾经有过一个闻名遐迩的商人群体。他们曾经为了生存走南闯北，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商铺遍布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武安商帮。但截止目前，武安商帮被外人了解甚少。近年来，我致力于武安商帮的研究，深感这是一段不应该湮没的历史。
关于武安商帮，史志资料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朝，说“武安向称商业繁华”。“向称”，一向说，什么时候开始说？明朝嘉靖年间编纂的《彰德府志》就有这样的记载：“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墟罔不居货。”第一次读到这则记载的时候，我深感惊愕，很长时间里感到半信半疑，怀疑这个说法会不会是修志者的有意夸张——因为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武安，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商家？多少商人？“厢房村墟罔不居货”，如果我没有错误理解的话，它的含义应该是：所有的村镇都有商业，所有的房屋都在储藏货物！
编写《彰德府志》的是生活在当时的崔铣，这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信口胡说。经过几年时间的调查和研究，我不再怀疑了！我的结论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至少从明朝以来，“武安商人”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影响巨大。如果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说它同晋商、徽商、苏商一样，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商帮。他们纵横天下，至少在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问里，始终是中国商界一个让人刮目相视的商业团队。
对此，明清商业史专家、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有多种著作进行过记述，他在《河南商人》中称“河南商帮”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而“河南商帮”主要是由怀庆商人和武安商人两个地域的商人组成。王兴亚在《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一书中对武安商帮的概况作了这样的叙述：武安商人兴起子明中叶，活跃于乾隆、嘉庆年间。武安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与山西商人的形成大致相同。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谋生，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开始是在本地区，每年春季推车而往，岁终推车而归，从事流动经营，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逐渐由经营药材扩大到药材、绸布、和山绸的经营，由在本地区的经营扩大到辽宁、吉林、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江苏、安徽等地，并且活跃于各地的城乡。随着他们外出经营在经济上实力的增长，以其经营的所在地逐渐形成了武安商业集团，以其经营所在地划分，可分为河南帮、山东帮、关东帮、河北帮、苏皖帮、山陕甘帮等。
这段话告诉我们，武安人自古经商的多，主要原因是“地处山区，土地贫瘠”。清朝中叶以后武安商业的大发展，则是在“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之外，人口又骤然增加。据史料记载：武安的人口规模，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时为五万有余；到了1934年，已经增加到377515人。人口增长六倍多，而1965平方公里的面积并没有改变。“土地瘠薄，十年九旱”的生产条件没有改变，人民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武安人做生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两大行业：绸布和中药（傅衣凌称为药材、绸布、山绸三业），干其它行业的很少，其中以药商为巨擘。卖绸布、开绸缎庄的，从安阳、郑州、开封，一直到苏州、上海。卖中药的，从河北、内蒙、青海、宁夏，一直到东三省中俄边界。所以有了“南绸北药”之说。当然，这是相对说的。开绸缎庄的在太原、西安等地也有不少。太原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宏顺德”绸缎庄，就是武安人开的。卖中药的在河南怀庆，安徽毫州等地，也都有武安人很出名的药店。
说绸缎庄，可以举苏州为例。在苏州，至今保存有“河南武安会馆”。苏州有许多当年的商人会馆，比方“山陕会馆”、 “潮州会馆”等。但 “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一带的商人合建的； “潮州会馆”也是广东很大一个地区的商人合建的。而“河南武安会馆”则是武安区区一个县的商人合建的。这至少说明，当时在苏州的武安商人数量很多！绸布以开封之贾三合、彰德之祥顺公为最。祥顺公即伯延房姓创业起家之老号，在道口、怀庆、木栾店都有为分号，极为发达。后来挟余资贸易关外，同时在大河南北展开业务，一时无两。民国时开封之“四大德” （德庆恒、德庆成，德庆兴、德茂恒）各占商界重要地位，都是彰德祥顺公的派生物。贾三合（罗峪）资格很老，但在民国时规模不大，分号设郑州、卫辉。其它如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都有武安布商的活动。
中药材是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行业，正如俗话所说，“黄金有价药无价”。武安人经营中药材，在进入东北前不仅早已开始，而且也久成规模。起初他们贸易河北，每年春季推车而往，岁终推车而归，频年跋涉，成就不大。至乾嘉之际，乃从行商转为坐贾，同时也扩大了活动地区。民国版《武安县志》这样记载：乾隆中，民殷国富，到处升平，内地商业已成供过于求之疲弱现象，遂有聪明人士，思向关外发展，以浚利源。时龙泉武公者，首创“临泰”于奉天，经营药材，是为武安商人在关东贸易之起点。迨嘉庆初，复有表兄弟三人，曰伯延徐某，曰同会宋某，曰万年李祥者，联袂出关组设药店，频年奋斗，而首屈一指之徐和发，遂勃然以兴。
在新的营业方式的影响下，长城内外的武安药商纷纷组设号址，照常营业。这从安国药王庙现存的合帮碑上，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建于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的《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记》，是这样记载的：凡客商载药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帮。各省共得十三帮。而河河南彰德府之武安帮独阙。有间，咸丰辛酉冬，李公久青，其同行之孔公广能、胡公连元、梁公玉堂倡议兴立。又有同籍药行数家亦乐为之口理而怂恿之。一时义举，乐输者三百余家，则皆由于李公等一言之倡也。自辛酉迄癸亥共捐资若干，复得彰德帮解囊相助，共成义举。于是张灯悬彩，演剧酬神。自是武安帮遂因以成立。
这就分明地告诉我们，在咸丰辛酉（1861年）年冬天，约有300多商户组成的武安帮就宣告成立，与以省为帮的十三帮比肩并立。由此可见武安药业的兴盛状况。据记载，每年祁州大会之会首，武安梁双兴（沿平村）乃占一席，颇为同业所敬重。
由于一部电视剧，历史上的“闯关东”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在当年“闯关东”的人潮中，就有一群武安人。我的《药鬼子记事》一书中记述的“武安药商下关东”，表现的就是这样一段史实，它的历史背景与《闯关东》大体相同。与山东人不同的是，山东人去关东，多去垦荒、淘金、伐木、挖山参。而武安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去做药商，也就是卖中草药。
正如县志记载，武安药商最初走出山海关，时间上讲大约是在清代的乾隆中叶，即1760年左右，脚步的停留地大约是沈阳一带。当然那还不算是后来狭义上讲的闯关东，因为沈阳还在“柳条边”的这边。那时，武安药商在东北的事业处于初级阶段，他们在东北真正的大发展，便是随着清末民初的大规模移民展开的。移民进入的多数地区缺医少药，为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武安药商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自己的优势，移民聚集到那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那里，以至于逐步形成了在东北全境全面开花的垄断局面：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另有说法：凡是有麻雀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武安人在东北的药店，最为著名者有“五大药庄”：德庆增（伯延村房姓）、德泰兴（龙泉村武姓）、徐和发（伯延村徐姓）、锦和庆（伯延村朱、刘、关合营）、积盛和（大洺远村尹姓）。据民国版《武安县志》记载，1930年，号称“关东帮”的武安卖药人两万有余，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
武安人外出经商几百年，创造了灿烂的商业史。事实表明，武安商人们，是有头脑有眼光的一个群体。细心考察他们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赢得了“天时”，占据了“地利”。——他们实行了有效的管理体制，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颇有近似之处。
（一）许多商家搞的是股份制。德泰兴、 徐和发、锦和庆等大药庄，甚至不少小药店，都有两个以上的股东。一家一户资本有限，股份制便弥补了这种不足，亲戚、朋友、同乡，筹集资金共图大业。每个店都有一本“万金帐”，“万金帐”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药店的“章程”，是分红的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同时，又从产权上对东家行为进行了约束。 “有东有伙的买卖”，都必须按照规矩行事，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
（二）许多大的商家是集团化经营。“德泰兴”等几个著名药庄，走的都连锁经营的路子。他们四处出击，大设分号，总柜与分号之间，类似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他们的总柜，一般都在安国、营口等药材批发市场设有办事机构或常驻采购人员（称作“外柜”），批量购进大宗中药材。总柜一般设有加工厂，加工炮制饮片和制作中成药，从事一级批发业务；分号批另兼营，既面向遍地的小药铺供应产品，又直接面向消费者。总柜的经营和生产人员，有的达到百人之多，俨然是规模经营的药材加工厂和批发站。除加工生药外，他们还制作中成药，各种丸散膏丹药应有尽有，而且一般都有自己看家的名牌产品，有的还有所谓“祖传秘方”，如“德泰兴”的“益母还魂丹”、“德庆增”的“补心丹”“锦和庆“的“六味丸”、“再造丸”等，行销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有的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制药厂，仅在营口药材市场，就有武安人的制药厂多家。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他们也都开始涉足西药的销售，日本株式会社的产品等也开始摆上他们的柜台。 “积盛和”涉足范围更广，还开办养鹿场等等。
（三）各商家普遍实行“掌柜负责制”，与现在所说的“两权分离” （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如出一辙，武安商家除“家眷铺”外，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大都是把药店委托给大掌柜来经营， “三年一算帐”，东家只管制定章程和到时分红，平时不干预店内事务。大掌柜对东家负责，干得不好，你只管撤换大掌柜就是。当然，东家可以定期到柜上巡视，也可以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指手画脚。不到“帐年”，东家也无权去柜上支取一分钱。这绝对符合现代的管理理念，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来管理经营。
在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上，武安商家也有一套很好的激励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责任和贡献，“顶身股”参与分红。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和其他小掌柜，都有“份”，一厘份，三厘份，最多十厘份，除了平时支取工资，三年头上，都可以分红（或者叫提成）。东家与掌柜们分红的比例，一般情况为“东三伙七”，即30%的红利归掌柜们分配。也有的言明“钱半身半”，即东家与掌柜们各分50%。他们的“份”，依据资历、能力、贡献等，进行不断调整和增长，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药店的贡献。就是说，你的贡献越大，在店里工作的时间越长，你拥有的股份就越多。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以利益为纽带，把大家紧紧捆在了一起，店荣我荣，店衰我衰！
（四）在员工管理上半军事化。武安商家的绝大多数门店里，从采购，到加工，到站柜台的大小劳金，再到管帐先生，无一不是武安老家的人（只有厨房里的大师傅和药店里的坐堂先生可以是外地人）。为什么？为了垄断行业机密。员工的招募、调配和工资发放，由设在老家的柜房负责。有人想去关外“住地方”，需要有人介绍和作保（一般是亲戚之间辗转介绍），在柜房接受简单的培训后进行“分配”。学徒“三年无座位”，边学生意边学文化、礼仪等。员工吃住在店，平时身上不准带钱，连理发洗澡之类的事情也由店里统一安排，过着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生活。他们“三年一住家”，住家的费用由店里支付，假期半年，期间工资柜上照发。
这一系列的管理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当得起“先进”二字！虽然它不一定都是武安药商的独创（据了解，晋商的管理方式与此大同小异，是谁创造了它有待考证）。
东家们的苦心孤诣和店伙计的辛勤操劳，换来了丰厚的经营成果。武安药商在东北的事业，曾经如日中天，巨额利润源源不断运回武安老家。这样一本万利的鼎盛时期，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那时，南沼河两岸的许多村庄都在大兴土木，盖住宅，盖戏院，盖学校，其资本90%来自于武安商人的商业利润。民国版《武安县志》载：“……故由民国纪元前十年，以至九·一八事变之日，此三十年中，为武安商业之极盛时期。”
事实表明，武安商帮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群体，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可贵的精神遗产。我将这种精神遗产概括为：勇于走出家门，敢为人先，纵横天下的宏大气魄；善于抢抓机遇，占领市场的战略眼光；善于学习和创造先进经验，科学管理的严谨态度：以德聚财，诚信经营的职业道德；抓住一个行业，持之以恒，做专做精做大做强的敬业精神。这些文化遗产，也是武安这个县级城市的经济文化能够在今日走在前列的活力之源。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协副主席，邯郸散文协会主席，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