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文章
张家口地处冀蒙晋三省区交界，是首都北京西北的门户，是华北通往西北的物流枢纽，是北方工业重镇。你可知道，600年前的明朝，张家口只是长城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堡。后来，由于对蒙古人的物品交换，而成为商品贸易地。清朝初年，蒙汉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张家口北方商贸中心地位。尔后，通往草原腹地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张库商道开通，往北延伸至俄国的边境小城恰克图，张家口成为这条商道的中方起点。到清朝末年，张家口陆路商埠达到鼎盛时期，可与上海、天津等沿海商埠相媲美。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其他商道的开通，张库大道趋于冷落，张家口商埠盛况不再。
茶马互市
1429年，明政府在长城边塞修筑一座小城堡，因主持修筑的指挥使叫张文，故名张家堡。1529年，明政府守备张珍主持扩建城堡，在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主持修建，又叫张家口，这就是张家口市邹型，隶属京师宣化府。蒙古人称张家口为“卡尔干”。
那时，张家口是北方边塞要地，鼓角长鸣，烽烟连天。明政府为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实行“禁边”政策，即限制中原的物资流向草原。但是走私活动禁而不绝，汉族商人不时将茶叶、布帛、铁器与蒙人的马、牛、羊、皮张等产品进行交换。这时，张家口城堡内有了一些商铺，供驻军与居民生活之必需。
明隆庆年间（1567-1572）、山西商人王崇古、张四维等人多次游说政府和蒙古部落，建议双方放弃敌对政策，“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和睦休战，开放边境贸易，让百姓休养生息。1570年，蒙古鞑靼等部落，臣服明政府。明政府决定宣化府所辖张家口。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等5处为马市，也称茶马互市。就是每年的夏末秋初，用半个月左右时间，在这些地方兴办物资交易大会，蒙古人用马、牛、羊、骆驼、皮张等畜牧产品换取汉人的绸、布、茶、粮、铁锅等生活必需品。
张家口开市之初，基本是官营性质，随着易货贸易的扩大，明政府提供的物品有限，不能满足蒙古人交易的需要。王崇古等商人在请求政府同意后，招揽四方商人前来互市。于是，大批山西商人陆续来到张家口参与马市，到明万历年间（1573-1619），张家口“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年马匹交易量在35000匹左右。
比张家口开放马市还早的有辽东，辽东马市活跃着许多晋商。张家口茶马互市后，居住在辽东的满族人也到张家口来互市。特别是明朝末年，辽东战事不断，两地马市的重心转移到张家口，满族人所需要的战略物资---铁器，以及生活物品，就在张家口互市中的晋商手中所得。
1644年，清军入关，取代了明朝政府。这一年，清政府在张家口修建了大境门，正式放开了中原和草原的商品贸易。清顺治皇帝封了为清军入主中原提供武器材料供应的山西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实、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8人为“皇商”。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予张家口为世业”。之后，八大皇商基本控制了对蒙古人和俄国的商品贸易。直到1691年，在蒙古王公贵族的一再请求下，康熙皇帝才下昭批准其他商人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对俄国和蒙古人的贸易垄断局面。
繁盛商埠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当局的政治经济政策，造成了张家口成为中国北方陆路商埠和商贸中心。
张家口地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的结合部，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汇合处。同时，它也是中国一纵三横传统商道的重合处。一纵是广州---武汉—洛阳—太原—张家口—库仑（现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两横一是乌鲁木齐—归化（现呼和浩特）--张家口—北京—齐齐哈尔；二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现属蒙古国)—归化—张家口—北京。因此，张家口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中国国内贸易的北方结合点，二是中国对俄国贸易的起点。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蒙古被纳入中国版图，长城不再成为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阻隔。汉唐时期就有的，时断时续的中原到塞外草原的茶叶贸易商道开始复兴。每年一队队骆驼商队，满载茶叶、布匹、药材从大境门出发，进入茫茫草原，大漠深处，行走千里之外，来到草原腹地库仑，从当地牧民手里换来皮张、羊肉等、然后运回口内。
真正使张家口走向繁盛是恰克图口岸的设立，中俄贸易正式开通。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定恰克图等三个地方为中俄贸易开放口岸。一大批商人以张家口为大本营，陆续进入恰克图，外贸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清政府将对俄贸易的管理机构设置在张家口，出口贸易先在这里交税，然后运外库仑，经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后，才能运到恰克图出口。据资料显示：清初在张家口的商户有80家，道光（1821—1850）年间260家，同治（1861—1875）年间1027家，民国初年1500多家。最高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民国12年（1923年）在张家口的钱庄、票号多达42家。张家口被称为仅次于天津的“华北第二大商埠”，与上海、天津通称为中国三大商埠。
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的商帮主要有两大集团；一是以八大皇商及后裔组成的“山西帮”和以人旗王公贵族组成的“京帮“，他们资本雄厚，买卖规模大，有的生意一直做到莫斯科；二是以束鹿、深州、饶阳、冀州、南宫等地商人组成的 “直隶帮”和蔚县、阳泉、怀安、万全、涿鹿商人组成的“本地帮”，他们人数多，资本少，生意规模小，每次出发草原成帮结伙，进入交易地再分开。
除了中国商人云集张家口，不少外国商人也先后进入此地。1860年，俄国商人首次进入张家口，到民国初年，英、美、日、俄、法、荷兰等国在张家口的商行达44家，是除天津、上海之外的又一外商聚集的地方。他们主要是收购皮张、羊毛，然后做转口贸易。因此，张家口被誉为国际皮都，“口皮”、“口羔”驰名国内外市场。
辉煌渐去
张家口对外贸易起于明，兴于清，盛于清末和民国初年，除了得益于它的地域优势之外，更重要是当时有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主要一是北部边疆的长期稳定。特别是1690至1697年，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平定了蒙古葛尔丹部落的版乱，200多年来北方再无大的战事，百姓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发展，蒙汉民族和睦相处，物资交流日盛。二是清政府对俄国实行了开放的贸易政策。张库商道的开通，促进了张家口商贸枢纽的建立和商埠的崛起。然而，盛极而衰是事物的一般发展趋势。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张家口北方商埠地位逐渐失去，昔日的商贸繁华不再。主要原因是：
第一、新的对俄贸易商路的开通，取代了张库商道。1905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加强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联系。这条铁路与1903年在中国东北修筑的中东铁路接轨，强化了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1909年京张铁路和1906年京绥铁路修通，中俄靠骆驼和马车运输货物进行贸易的历史终结。内地的商品经天津港装船运至大连港，然后通过火车运输到俄罗斯。这样的运输更方便，更快捷，成本更低。特别是俄商利用不平等的条约攫取的特权，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使中国商人在对俄贸易中间商的作用丧失，最终导致张家口贸易中心地位日趋没落。
第二、外蒙古独立割断了张库商道。清朝末期，国力衰退，列强入侵，蒙古分裂势力在沙俄的策动和支持下背叛清政府，最终于1924年走向独立。这对张库商道的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贸易量大幅下降。1929年，因中东铁路问题，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蒙古国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在蒙的中国商号，张库商道被迫中断，贸易全部停止。这次被关闭的400多家中国商号，损失约100亿两白银，死难中国人员不计其数。至此，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纷纷撤离，许多中国商号陆续关闭。随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张家口与中华大地一样，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张家口才获得新生，但是张库商道再未开通，北方贸易中心地址也未复兴。
这就是张家口商埠的兴衰史，有兴起，有衰落，也有繁盛。
参考文献资料：
1、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
2、张正明：《山西商帮》
3、刘振瑛：《张库大道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