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亭

   在夹缝中求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第二年建立了伪满洲国。伪满政府颁布“满洲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日满经济一体”，极力打压民族资本，使多数民族工商业处在歇业或半歇业状态，一部分企业无法经营而倒闭。

    刘秀三领掌的刘家企业益发合，在日伪强权统治下，一方面加强内部建设，提高自身活力；一方面寻找经济统治的薄弱环节，在法令许可的范围内有利润的经营，走上了一条在夹缝中求发展的经营之道。

    一是学习日本银行的经营模式，适应日伪经济政策要求。“九·一八“事变后，孙秀三预见到日伪可能要对银行业进行改造，决定组织人员到日本开设的正金银行学习新的汇账方式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方法，提高益发银行的自身素质和应变能力。所以，当伪满政府颁布改用新的记账法时，益发银行马上改用了新账、使经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二是扩大分支和办好放贷业务。到1938年，益发银行在关内外有15个分支机构，分别是长春四马路、长春三道街、长春三笠町、沈阳、沈阳南市、哈尔滨、四平、营口、辽阳、佳木斯、齐齐哈尔、克山、泰安、天津和乐亭。此外还建立了众多的办事处。这样使益发银行扩大了经营范围，增加了存贷款数额，从中赚取更多的利润。1935年，益发银行各种存款253万多元，各种放款319.5万多元，利润也很可观。

    三是发展百货经营业务。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后，人口不断增加，为百货批发零售提供了市场。孙秀三抓住这个机遇，1932年在长春大马路和四马路交叉口建立了泰发合百货市场（解放后为长春市第一百货公司）。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大型商场，是华人在长春开的最大的百货公司。因在长处你的闹市区，占据地利优势，与日商的“三中井”、“宝山”两大百货公司形成鼎足之势。孙秀三不但在长春建立了百货商场，还是哈尔滨设立了益发合百货店和东发合百货店，资金达到200多万元。同时，哈尔滨东发合在长春开设分店，以销售茶叶为主，兼营百货商品，从业人员有100多人。

    四是兴办工业企业。益发合利用伪满经济政策和法令上的空隙，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酿酒业，染织业等，把工业企业建设推向了高潮。1939年，他们从德国进口面粉加工设备，在哈尔滨建立了日产7000袋面粉加工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了面粉碾米厂，增建了榨油厂仓库；在长春建立了酿酒厂。1940年在长春建立制米厂和榨油二厂；在四平建立了制米厂和榨油厂；在青岛建立了染织厂。1941年在农安建立了酿酒厂。1942年在四平又建了一座榨油厂。
五是开展出口贸易。1932年，大连益发合粮栈设立出口部，向欧洲和南洋出口大豆以及高粱、荞麦、豆饼等。虽然利润微薄，尚可维持运行。1939年后，随着日伪加紧对民族资本经济的控制，益发合出口业务难以维计，只好停业。

    “益发合”的两次改组

    根据伪满政府的强制性要求和刘家家族企业发展的需要，1936年至1938年，益发合进行了两次重大改组，标志着益发合由一个旧式的家族商号、逐步演变为具有资本主义经营特征的民族工商企业。

    第一次，1936年7月，益发合改组为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确定14人为股东，紫金牛总额200万元，分为4万股，每股50元。选举孙秀三位董事长。董事会下设经理，副经理、襄理内设机构有经理股、制造股、总务股。总公司下设七个分公司和五个出张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最大的变化是由过去领东掌柜一个管理整个商号变成了董事会共同管理公司，大的决策必须集体讨论表决。根据公司的性质决定了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名称、地址、资金、业务范围、股东股份、股票转让办法、股东会议、理事会选举、收入分配、章程修改、分支机构、年度结算等，一改过去三年一结算为一年一结算。每年要向董事会提交业务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利益分配书等，使企业初步摆脱了旧式管理轨道，采用了新的管理模式。

    第二次，1938年5月，在日伪政权的迫使下，也是为了在银行取得贷款，按照日本公司的组织形式，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为益发合株式会社。这次改组的最大变化是增加股东和扩大资本。股东扩大到208人，资本金为300万元。其中刘家资本金占2/3；其他股东资本金占1/3。董事会由7人增加到10人，监察人员由3人增加到4人。选举孙秀三继续担任董事长。董事会下设经理、副经理、襄理；再以下设总务部（经理科、公务科、庶务科）和业务部（营业科、工厂科）等。1942年后各分公司改为支店。这次改组后，在用人制度有了明显变更，在聘用、解雇、晋升等方面都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办法。

    伪满时期，益发合通过两次改组，在孙秀三等管理层的运筹管理下，在日伪法令的缝隙中艰难跋涉，使益发合的商业、工业、金融业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关内外不少地方有他们的分公司、分店、分行。最盛时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经理人员有100多人。泰发合百货商场是长春百货业之首，其他工商业在当地也颇有影响。据统计，1934年至1939年，益发合利润年年有增长，七年时间共计盈利687万银大洋。

    然而，这一时期益发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好劳资矛盾。由于员工工资低、待遇差、等级严等问题，先后发生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对益发合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益发合”的衰落

    1940年是益发合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主要原因是日本侵略军队中国东北地区经济疯狂掠夺造成的。1937年日本发动了对话的全面战争，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日本内外交困，迫使日军加紧对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这样，就使东北的民族工商业走向绝境，东北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8年10月，日伪对面粉进行统治，原料实行配给，产品由满洲面粉联合会统一支配，面粉生产量逐渐减少，面粉业开始萧条。以后，榨油、织布业也被日伪政府统治起来，这些企业生产经营受阻。1941年7月25日，日伪政府发布停业令，由此物价冻结，资源断绝，和其他民族工商业一样，益发合收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益发合为了维持运营，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长春、四平增设榨油厂，在长春、农安建立酿酒厂，在天津建立面粉厂、碾米厂，以挣取日伪的加工费。商业缺乏资源，商场门庭冷落，益发合的百货商店成为了日伪的商品配给所。1944年1月，日伪政府命令益发银行与益通商业银行合并，银行管理大权落在了大汉奸王荆山之手。到1945年，情况更加糟糕，商业凋零，聚荣一时的泰发合商场货架空空，三层营业厅只有一层开业，从业人员由600人减为100人。益发银行业务冷落，主要放贷业务不复存在，只靠少量的东北境内汇兑业务使银行难以维计。
屋漏又遇连阴雨，1945年2月，苦心经营益发合40年之久的孙秀三在大连病逝，无疑是使益发合雪上加霜。孙秀三去世后，益发合领导层进行了人事调整，由益发合总经理王信斋出任董事长直到1947年，由原哈尔滨支店经理范化洲任总经理直到1946年。

    日本投降前夕，益发合的经营濒临绝境。1945年8月11日，益发合懂事李墨林得到消息，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坐飞机逃跑了，日本即将投降。按照当时的法令，益发银行吸收的存款60%要交伪满中央银行。当时，益发银行在伪满中央银行存款达到7200万元（伪满国币）。面对这一突然变故，李墨林立即召集益发银行高级职员会议，决定立即组织益发银行所有职员到伪满中央银行去取款。经过全体职员带着益发银行的支票反复到伪满银行支款，到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共取款6000万元（伪满洲国币），把益发银行的金库都装满了。这次行动为益发银行挽回6000万元的损失，其余的1200万元，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直接接管了伪满中央银行，再也无法追回了。

    （文章根据《呔商之路》有关材料整理改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