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亭

从“益发钱庄”到“益发银行”

    清朝末期，欧美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向中国渗透，受维新思想影响，一些人极力推崇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这种形势下，近代金融机构相继在国内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出现。光绪二十年（1894），“东三省官银号”成立，到光绪三十年（1904），仅长春一地的私人钱庄就有28户。

    益发钱庄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长春西三道街聚华地段成立。钱庄的业务主要有三项：一是汇兑货币。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币制不一，从甲地到乙地汇款，要经过几种货币的兑换，钱庄从汇兑业务中获取利润；二是倒把钱钞。市场多种货币流通，币值比价瞬息万变，根据货币行情，从甲地买进币值低的货币，在币值高的地方抛售，赚取差价。1917年，益发钱庄用这种方法一天曾盈利2万多元；三是买卖金银。钱庄从哈尔滨、漠河收购沙金，在长春制成十两一个的标金，发到上海出售，又从上海买进百宝银运回长春熔化铸成吉林大翅（因银元宝两端翘起而得名）卖出，赚钱。

    益发钱庄不但从自己的经营中获取利润，而且为益发合企业提供了充足的流动资金，增强了益发合的整体实力。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南满铁路代替了辽河航运，长春载货大车的日益减少，益发合大车店改变经营策略，由接待车马和为客商代购代销，改为自行买卖粮豆和经营杂货批发，以后又转入粮食加工和开设烧锅等。并且益发合以长春为中心，陆续向东北三省主要城市和关内一些城市延伸，到1917年，益发合在关内关外设分庄19个，从业人员达700多人。而刘家的企业也扩展到100多个，不但经营服务业、金融业、商业，而且开办工厂。如益发合的龙马牌面粉曾垄断吉林、辽宁面粉市场十几年，建立的榨油厂在长春市是最大的。

    1919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出版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一书对益发钱庄的评价是：“长春银钱业其最著名者为永字号（即永街官银号连号），发字号二系，具有左右市场之能力。然永字号系官营，故仅在吉林省范围内具有势力，终不敌发字号做事敢话。惟发字号营业偏重投机方面，斯其缺点耳。”

    树大招风。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保护自己的企业，对其他民营工商企业实行打压改革，几次借口对办得好的企业进行查抄，刘家的企业损失很大。有鉴于此，1920年益发合将钱庄和其他业务分离，益发钱庄改组为益发银行，将过去金融投机为主业改为以存贷和汇兑为主业。改组后的益发银行资本金为30万银大洋，他们还从当地的外国银行大量贷款，再转手放贷，从中获利。到1930年，益发银行将在沈阳、哈尔滨、大连、齐齐哈尔、天津、佳木斯、四平等地的钱庄改为益发银行分行，并在北平、烟台、安东、吉林等17个城市设立分行，触角伸向东北、华北。各分行既办理贷款、汇兑业务，又倒把粮食和面粉。从1918年到1929年，由于资本雄厚，支持益发合各类企业迅速发展，最多时员工达2000多人，12年间盈利171.5万银大洋，继续了“京东第一家”的地位。

    孙秀三领掌“益发合”

    孙秀三，名大有，字秀三，1882年（光绪八年）生于河北乐亭县孙庄村。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离家“闯关东”，先在吉林德惠县一家店铺学徒，后巧遇益发合经理韩杏林。韩见孙秀三聪明能干，便带回长春，进入益发合大车店。当时益发合正在快速发展，孙秀三以勤奋、谦和得到掌柜和伙计们的好评，不久晋升为小掌柜。

    1904年设立益发钱庄，1905年孙秀三任益发钱庄经理。孙秀三深知，钱庄的业务发展，关键是要筹措充裕的流动资金，增强购买蓄积钱钞的能力。1907年，孙秀三聘用了精通业务的佟锡侯等3人，通过他们与日本的正金银行搭上关系，取得贷款。同时，孙秀三积极改进管理，拓展业务，并在东北三省和关内相关城市设立分庄，使钱庄逐步转为独立经营，独立核实，成为益发合最重要的一部分。孙秀三成为了益发合掌柜中最重要人物。

    由于益发钱庄业务活跃，使益发合效益大增。自1913年至1917年盈利200余万元，是益发合资本总额的16倍，其中钱庄盈利占很大多数。这时，益发合内部矛盾开始显现。自铁路开通后，大车店生意减少，出现亏损，韩杏林用钱庄赚的钱去补贴大车店，引起了孙秀三等人的不满。1916年秋，韩杏林决定从钱庄提一大笔钱，作为大车店购买粮豆的流动资金，孙秀三不同意，使矛盾公开化。第二年元宵节，孙秀三和钱庄全体掌柜提出总辞职，韩杏林自觉不妙，逐向东家刘毅侯提出退约。但韩杏林心存侥幸，认为刘毅侯是刚出校门的青年人，未必最接受他的辞呈。没想到刘毅侯有胆有识，早就认为孙秀三年轻有为，正好趁此机会接受韩杏林的辞呈，任命孙秀三任益发合总经理，总揽全局。此事在长春商界震动很大，被称为“孙秀三闹革命”。

    孙秀三领掌益发合后，一方面改进内部管理，扩大经营范围；一方面筹办榨油、面粉等工厂，同时加强对外交往与联系。东家刘毅侯是刚满20岁的大学生，深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极力主张益发合转向兴办实业。在东家的支持下，1921年孙秀三主持兴办了榨油厂，日加工大豆20万斤，日产豆油2万斤，豆饼3600块，当时是东北最先进的机械榨油厂。1924年，孙秀三以40万元买下日商“中华面粉公司制粉厂”，日耗小麦120吨，日产面粉4000袋。当年，又建立了织布厂，为面粉厂生产两袋。1928年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二面粉厂，1929年与人合资建立了第三面粉厂。至此，益发合三个面粉厂生产的龙马牌面粉年产530万袋，成为东北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控制了东三省的面粉市场。
1922年，孙秀三以在商界的影响，当选为长春总商会副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孙秀三拒绝了日伪当局的拉拢和利诱，以病为名辞去了长春商会会长职务，避居大连，继续指挥着益发合的各种经营。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孙秀三向东家提出建立股份公司的建议。1936年，益发合股份公司正式成立，随后益发银行也建立了股份制。股份制的建立，标志着益发合由内部家族商号向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转变，使企业的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虽然在日伪统治时期困难重重，但在孙秀三等人的经营管理下，益发合仍然得到发展，从1936年到1941年，企业共盈利633万元，年均盈利115万元。

    孙秀三执掌益发合28年，以其智慧、谋略、品德、业绩成为东北三省著名企业家，当时谈及“老呔商帮”有“南孙北武”之说（“北武”是哈尔滨商场创办人武百祥，“南孙”是孙秀三）。1945年2月，孙秀三病逝于大连，终年63岁。

    张作霖查封刘家“合”和“发”字号企业

    1920年，发生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刘家“合”和“发”字号企业的事件，轰动了当时的东北商界。事件的起因是:1918年刘家在北京的震发合出现亏损，在营口的嫡系商号英发合垫款接济；后来英发合也出现了亏损，在营口的刘家厚发合和志发合垫款接济，最终欠款300万元沪银。上述商号亏损的消息传出后在营口、长春、大连、滨江等地引发挤兑风潮。张作霖以欠债不还为借口，下令查封了65处“合”字号、“发”字号企业，使5000多名员工失业回家。

    面对张作霖的查封，孙秀三紧急应对，采取了应变措施：一是连续登报声明益发合和厚发合没有关系，都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二是向长春总商会提交刘家分家清单和分家账簿，证明益发合、东发合等商号与营口的震发合并非连号。长春总商会即送公函致吉长道署，申明此事。三是，多方奔走，疏通关系。请出吉长道尹蔡运升，吉林镇守史阙朝玺，联合致电张作霖，证明益发合与厚发合没有干系。

    蔡运升接到查封令后网开一面，只封了益发合的账簿，其商号照常营业。益发合又为厚发合偿还50万元奉票债务，才幸免于难。这次打击使益发合损失了100万银元，使其大伤元气，且社会声誉锐减。另外，东发合、东发栈歇业，益发合相应缩减机构，裁减人员，仅长春一地从500人减少到100人，掌柜们也有一半被减出号。

    （文章根据《呔商之路》材料整理编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