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亭

三分家产各立堂号

    光绪年间（1875—1908），刘家第三代刘兆京、刘兆年、刘兆熊兄弟三人，在父辈的基础上继续奋斗创业，家族产业愈发兴旺，关里关外的商号有30多处，在家乡建立了一座占地100多亩，1000多间房屋的城堡式大庄园。并且刘家在仕途上也很发达。光绪二年（1876）刘兆熊长子刘祯考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三子刘培又高中会元，入朝位中书舍人（撰拟诏旨的官员），后升待读，总理衙门协修官。皇帝御赐的“会元第”金字大匾，高悬于刘家的门楣之上。刘培与父亲一样，继续与庆亲王奕劻等皇亲国戚保持密切联系，同时结交了冯国璋、徐世昌等晚清新贵，在京城和地方编织了巨大的关系网，极大地保护了刘家的商业利益。

    随着家族财产的增加，兄弟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三个人都觉的自己对家业的发展贡献大，但得到却很少，于是都产生了分家单干的想法。可是如何分，历经多年也达不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三兄弟都在暗中做着手脚。老大刘兆京背着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捞取钱财。老二刘兆年利用管理商业之便，大量收购珠宝、玉石藏在自己家中，最后收藏多少珠宝，自己也不清楚。老三刘兆熊和儿子在北京开设两个古董商店，专门收购珠宝、玉石和古瓷器。当自己都觉得捞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坐下来商量着如何分家。光绪十五年（1889），最终达成分家协议，决定庄园和产业一分为三，57顷土地各得17顷，余下为祭田。长门分得双发合系统，二门分得德发合系统，三门分得成发合系统。分家后各立堂号，长门刘兆京为“合德堂”，除经商外，还经营土地；二门刘兆年为“合义堂”，主要经商；三门刘兆熊为“保合堂”，除经商外，更热心于官场。由此刘家三堂齐进，各显神通。

    在刘家的三堂中，三门保合堂实力甚为雄厚。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兆熊士子刘坦又考中举人。“同胞三评举”的金字牌匾又一次挂在刘家保合堂的门楣上。靠着父兄的基础，刘坦以其内阁中书、花翎分省城用道加二品衙的身份进入官场，曾任慈禧太皇御前侍卫，颐和园电灯房换调等职，拜庄亲王奕劻为干爹。辛亥革命后，刘家大小官员虽然摘掉了顶戴花翎，但刘坦依然活跃于京津官场，先后担任交通银行督办、杀虎口税关监督等职，与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民国首脑有交往。财借官势，到清朝末年，三门在北京、长春、哈尔滨，辽宁一些城市及乐亭的商号有29处，商业发展远远超过长门和二门。

    长门“合德堂”的财力远远不及三门，但从刘兆京到儿子刘灏，再到孙子刘绂青，三代单传，财力相对比较集中，且刘灏之妻张氏的娘家昌黎县的经商世家对管理商业有一套办法。张氏精明干练，做事稳定，处理问题谨慎认真，力主做正当生意，反对投机赚钱，财势也很兴旺。到清末“合德堂”主要商业势力在通辽，其大小商号有22处。
二门“合义堂”，因刘兆年一直主管刘家的商业，经商轻车熟路，长子刘煃也很精明能干，父子联手在东北的商业发展很快处于领先地位。到清末民初，“合义堂”拥有商号26处，其势力主要在长春及周边地区。

    至此，关内关外刘家的商号有100多处，以其雄厚的资本在东北商界占据领先地位。

    “益发合”在长春创办

    “益发合”商号是刘家在东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企业，百余年间，它经历了清朝、民国、日据和新中国等复杂的历史演变。从创办之初的大车店，逐步发展成为客栈，粮油买卖加工，钱庄等跨地域，跨行业的大型民营企业。

    光绪十五年刘家一分为三。三年后即光绪18年（1892），二门合义堂刘兆年的两个儿子又分家各立堂号。长子刘煃为仁合堂，次子刘鉴为中合堂。益发合是长子刘煃所属的吉林农安泰发合和长春东发合两个商号集资在长春开设的一家粮株大车店。

    益发合大车店创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刘家扩展商业和相关管理人员的切身利益的需要。刘家的商业企业不断繁衍，刘家在倴城的德发合在农安开设了泰发合杂货店，泰发合后来又在长春开设了杂发合货店。两个店经营很好，但在分红利上与德发合发生矛盾，引起两个店掌柜门的不满，于是建议东家刘煃用两个商号的盈余资金再开一个商号。不用自己投资而增加新商号，刘煃欣然同意。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一益发合大东店在长春开业，聘经商多年的韩杏林为掌柜。韩杏林是乐亭左庄人，以前在山西人开的货栈里当经理，有管理经验。

    另一个原因是长春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适合开大东店。咸丰十一年（1861），东北的营口，长春，*春开埠通商。沙皇俄国将侵略势力扩展到东北，倾销产品和掠夺资源。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东北的商品流通有了初步发展。当时东北设有铁路，货物运输主要靠船和马车。长春地处东北腹地，是**交通要道，又是商品交换的集散地。每天进入长春的马车有500多辆。刘家看准了这个商机，在这里开办了第一个大东店。

    益发合创办之初有30多人，设有客房，马厩和仓库，院内可容纳100多辆大车。那时，大东店还兼有货栈的性质。一方面通过代客人买卖货物和粮食赚取佣金；另一方面预交现款，从老客户那里买下货品再转手卖去，赚取利润。后来，大东店在秋后，囤积粮食，加工米面，以增加淡季收入。以后大东店又相继开设了杂货铺、棉花纺、布店，同时做些小型商品批发业务。再以后，长春周边地区也有益发合的人驻在。到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益发合从业人员已达70多人，忙时达百人以上。

    这个时期，益发合一方面积累资本，一方面扩展商业业务。光绪三十年（1904），益发合在长春西三道街中心地带开设了益发钱庄，即满足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从金融市场中赚取的利润。1914年，益发钱庄盈利小洋87.5万；1916年盈利小洋1000余万元；1917年盈利小洋125万元。钱庄的盈利大大增强了益友合的整体实力，为其日后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1903年，中东铁路修通，火车成为东北商品运输的主要工具，进出长春的载货大车骤然减少，益发合大东店的生意日渐萧条。面对新情况，益发合采取了新的经营策略，由过去为客人代购代销为主，改为自己买卖粮豆和经营杂货批发，后又转为粮食加工。1908年以后，先后在长春多处设立货栈，扩大经营。到1917年，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大连设立了四个能独立核算的益发合分柜，并在关内关外设立14个分庄，从业人员700多人，仅长春一地就达400多人。

    “钢铁官司”和“大豆官司”

    “钢铁官司”和“大豆官司”是轰动一时的刘家与当地政府，刘家与其他商人的两场官司，集中表现了刘家依靠官势，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历史事实。

    “钢铁官司”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乐亭。事情的起因是刘兆熊中举人前，当地的官府和乡绅都看不起刘家，经常以修桥、*水、铺路、募捐为名向刘家收钱。刘兆熊中举后，永平知府又想同刘家拉关系，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刘兆熊的三儿子刘培为媳。没想到刘兆熊戏谑地说：“承蒙大人抬爱，可惜我儿已订亲，如你女儿愿嫁我家，可收为侧室。”知府有怒不好发作，暗想有机会再给刘家小鞋穿。刘兆熊是官场新贵，却也结识了不少朝中要员，根本不把知府放在眼里，并且也再寻机戏弄当地官员。一天刘兆熊在自家院子里看到长二肩扛锄头去上工，突然脑子一转，想出一个报复知府的计谋。原清政府不允许民间*来卖钢材，凡查出倒卖钢材，一律死罪。怕老百姓用钢材造武器造反，但允许买卖生铁和熟铁。刘家往东北贩卖锄头都是熟铁制造的，刘兆熊想在熟铁和钢材上做点文章，让知府自投罗网。他让人给知府放风，说刘家不但贩锄板，还倒卖钢条。知府听后派人暗中到汀流河码头查访，果然看到刘家往船上既装锄板也装钢材。待大船起锚远去，暗访的急忙回府禀告。知府得汇报后亲率三班衙役急往上游码头截船盘查，结果一寸钢材也未查到。刘家理直气壮告知府强搜商船，意在敲诈。结果官司打到北京，在军机大臣天祥的干预下，最终以“倒卖钢材查无实据，拦截商船事实存在”而结案。刘家胜诉，知府被查办。那么船上的钢材哪里去了呢？原来船行至滦河无人烟的地方，偷偷将钢条扔进河中深水处，知府哪里能查到？

    “大豆官司”发生在光绪十八年（1892）后的长春。是由益发合、东发合，合或兴一起买空卖空大豆引起的。当时，东北地区期货比较兴盛，许多商号多期货交易。期货是买空卖空，不动现款和现货，成交时讲好价钱，到期结算，结算时价钱落了，卖家赚钱；价钱涨了，买家赚钱。有一年，益发合、东发合，合或兴联手在期货市场大量抛售大豆。不料后来大豆价钱大涨，益发合掌柜韩杏林一看要赔大钱，便与合或兴经理左秉牵商议，决定到期用现货的办法“将”住对方，逼着对方毁约，以减少自己的损失。等到交货时间一到，左秉牵将长春的豆车大部买下，然后到各商号交货，各商号果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左就对各商号说：“不是我们不交货，是你们拿不出钱来，不能按今天的市价结算。”就这样把帐赖掉了。几家商号眼看着到手的钱跑掉了，很是生气，但知道刘家有官势，也是有怒不敢言。唯独与吉林军方有联手的牛家商号庆升源不服气，一纸诉状将左秉牵告上长春官衙，左秉牵被押。双方都有官方背景，官司打了三年无结果。后转入吉林巡抚也无定案。这时韩杏林托在朝中为官的葛翰林帮忙疏通。最终朝廷派皇族振贝子到东北巡查，振贝子与刘坦是拜把兄弟，刘坦随行。经过到长春、吉林、哈尔滨、海参*和奉天的调查，然后回京禀告朝廷。光绪三十四年（1908），皇帝下旨，上有“东省买空卖空、与赌无异、应于禁止”之语。此期货市场废除，左秉牵被放出“大豆官司”不了了之。

    （文章根据《呔商之路》相关材料改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