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秋生
历史上的武安商帮是冀商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研究武安商帮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武安商人的足迹踏遍了长江以北的十八个省区（按现有行政区划），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对商业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值得后人敬仰和仿效。
武安地处太行山东麓，按照一般规律，由于山岭的阻隔，地处山区的人民多数比较闭塞，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落后，思想观念也容易陈旧和趋向保守。在我国某些大山深处，甚至到建国后仍然固守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距现代商品经济的思维尚有十万八千里。但武安人民显然不是如此，他们的眼界和思维突破了山地的局限，摆脱了“重农贱商”的窠臼，较早地走出了“土里刨食”的困局，投向了太行山以外广阔的世界。
正是在从商的实践中，武安商人认识到崇尚教育、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初的武安商人岁初推车而去，岁末推车而返，做的是长倒短贩的小本生意。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他们依靠的主要是个人聪明的话，那么从清朝乾隆年间他们将主战场转向东北，从行商变为坐商以后，他们的眼界变得开阔起来，对自身的要求也为之一变。
武安商帮对文化教育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商号的学徒制度上。到晚清时期，他们的学徒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当年走进武安人的药铺，先能看到的，就是有一两个十多岁的少年在迎候你的到来。少年们穿戴整洁，彬彬有礼，客气地向你问候，殷勤地为你让座，点烟，沏茶，然后就规规矩矩地站立一旁，静静地看着掌柜或大伙计与客人交易。
武安商帮的学徒制度，是他们从事的行当，尤其是中药这一行的特点决定的。中药这一行，从采购到保管，从加工到销售，技术性都很强，要求都很高，出不得半点差错。人命关天，你抓错一味药，或一剂药称量不准，轻者影响疗效，重者伤害性命，后果都很严重。抓药，许多老药工业务熟练，能达到在没有灯火的情况下，凭着手摸和鼻子闻，准确地抓药发药，而且能一把抓准分量。切药，据说熟练的药工，能把一块一般土豆大小的槟榔，切成100多片，薄如蝉衣，透明如纸。而收药，辨药，都是很见功夫的活计。而药材的炮制加工方法，分为炒、炮、炙、蒸、煮、煎、煅、酒浸等数种，有的药材甚至需要“九蒸九晒”，非常繁杂琐碎，其中火候的掌握更是全凭经验。通过三年学徒掌握药店里的几项基本功，是成为一个合格药商的开始。所有的大小掌柜，都是从当“柜腿子”开始的。
在武安人的药店里，入夜之后依然非常忙碌。掌柜的和管帐先生在对账记账，劳金们则带领学徒们蹬碾子轧药，抟药丸子摊膏药等等。做完这些，便是学徒们学习的时间：打算盘，写大字，认药名，看医书，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基础，有不同的课程，除《药性歌括四百味》、《雷公炮制》这些药学专业知识外，他们还读文化课本和“尺牍大全”等。
众多的学徒们在军校一般的环境里，学生意，学礼仪，学文化，长见识，受历练，多数成为德才兼备的年轻商人。没有成为专业商人的，也成为其他方面的有用之才。这也是后来武安更多的家庭乐意送子女外出学徒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长江以北县以上的医药药材公司、制药厂、医院药房的药工、药剂师有许多武安人，他们几乎都是在药店这所特殊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人才，为中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一些回到故乡武安的人，也成为当地的栋梁之才。解放后武安乡村各个岗位上的“文化人”，如会计、医生、教师、售货员等，多数都有在外经商的经历，他们的文化底子都是在商号里打下的。
武安商帮奔走在他乡异地，辛苦经营，为故乡武安带回了巨大财富。这些利润，除继续在全国各地发展事业外，车水马龙运回了家乡。商人之家用这些财富在家乡购买土地、营造住宅，送子女外出读书，同时扶贫救灾，大量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尤其以文化、教育为多。
武安商人之家绝大多数注意投资于子女的教育，送他们上大学，甚至到国外去留学，花费巨大。比如伯延的房氏家族、朱氏家族，大洺远的尹氏家族、大贺庄的胡氏家族、常氏家族等，在民国期间都有许多子女走进大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武安历史上的著名民族英雄武伦佩，便出生在武氏巨商之家，而且是嫡系传人。他凭着先辈的家资，先后就读于北京成达中学和北京大学，后来投笔从戎，进入奉军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供职奉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任“八路军冀豫边游击大队”大队长，1938年在攻打武安县城的战斗中英勇献身。房锦云之子房德三，在国内南开中学毕业后，又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留学，学成回国后担任北京文化大学校长等职，与冯友兰等人过从甚密。
武安的大商人们多数都有捐助家乡教育事业的举动，其中以著名富商房锦云最为著名，他在武安现代教育上的开山之举具有历史意义。他从建设家乡的实践中认识到，“非大兴教学，不足以端士习而育人才”，在清朝末年兴起的“废科举，兴学校”的浪潮中，与徐文德、徐文炤在伯延村共同创建了武安第一所私立小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式开学，定名两等小学校，后改为初级小学校，民国六年改为国民学校。此后，伯延小学便一直是房家精心经营的主要事业，房锦云1926年去世后，该校由房锦云的侄子房续元接办，添设高级班，更名为“私立尚德小学校”。二十年代，该校有教职员10人，学生分六级，共227名，均系单式编制，全年经费2840元，除由学田房租收入710元及学费1040元外，不敷之数，无论多寡，概由房家垫补。民国版《武安县志·教育志》记载道：该校“讲室校舍宏大整齐，操场尤其宽阔，运动器具无一不备，设备完善可为小学之冠。”再后来，房锦云之子房德三又辞去北京的大学校长职务，回乡亲任伯延小学校长，直至武安解放。房家创建的伯延小学，百余年来一直是武安教育的旗帜，一直是精英之才的摇篮，为伯延、为武安、为国家造就了无数的栋梁。为了这所小学，房氏几代人40年里付出了无数的金钱和心血。兴建武安第二高小时，大贺庄村“万兴常”的东家常浩然一次捐款1000块大洋。上世纪二十年代大洺远村兴建小学，“积盛和”东家尹懿堂除出资外，还亲任校董，负责协调解决学校的各种困难，他以独到的见解和眼光安排学校事务，聘请了音乐、美术等艺术教师，倡导了现代教育的理念。鼓山无言，洺水有情，只有它们能够见证这些商人家族造福桑梓的无量功德！除在家乡发展教育外，武安商人还以对国家的责任感，慷慨助教。房锦云便两次向远在北京的大学捐款。一次是以巨金捐助民国大学，二次是当他得知中国大学因为资金匮乏建设停滞时，又一次慷慨解囊，捐建了第一宿舍，方便了学生住宿，从此得到我国教育界的钦敬，以致将第一宿舍命名为“尚絅斋”。为此，房锦云两次获得民国总统颁发的嘉禾勋章，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亲书巨匾“育我菁莪”挂在房家门楣之上，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武安的文化艺术十分发达，是著名的“地方戏曲之乡”。其中令人惊奇的是，武安拥有两个剧种：武安平调、武安落子（一个县域拥有两个剧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它们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外，另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固义傩戏，被有关方面称为戏剧的“活化石”，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
武安戏剧艺术的发育，武安商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武安平调最初是在外地经商的武安人带回来的“舶来品”。平调落子起源于清代中叶，距今有200多年历史，由豫北一带流传的梆子戏演变而来，逐渐形成了一个行当齐全的剧种。这种传承关系，可以从武安平调的剧目中得到佐证。平调属于地方大戏，剧目非常丰富，估计至少有250个以上，许多剧目与与怀梆剧目大同小异。武安的商人们也把江苏一带的戏曲剧目逐步移植到武安平调戏中并加以改造，譬如平调传统剧目天仙配、桃花庵、两狼山，天仙配和黄梅戏同名剧目的故事梗概大致相同。武安落子由武安一带民间所流行的“花唱”发展而来，剧目有150多出，落子唱腔属于板腔体，其演唱风格和特点是：曲调优美、宽厚宏亮，低回婉转、语言明快、说唱交织，表演幽默风趣，载歌载舞，乡土气息浓厚。武安商人把自己喜爱的这种小戏带到经营地，又与当地的艺术结合，形成了新的艺术品种。吉林省的“通化落子”便是武安落子的姊妹花。
毫无疑问，文化艺术的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俗话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前面说到的民族英雄武伦佩，他有个二哥叫武伦杰，小名叫黑留成，这在龙泉村是被后人当作纨绔提起的人物。武伦杰生在药商巨富之家，既不愿管家事，也不想做生意，只对一件事抱有兴趣：看戏。武伦杰自任平调落子剧团的箱主，亦即剧团的出资人，把剧团养在自己家里。有人订戏，剧团出外演出，武伦杰就骑上一头毛驴，走到哪跟到哪，走到哪看到哪。那时兵荒马乱，唱得起戏的人很少，所以剧团更多是靠武伦杰供养。武家的后花园每日里锣鼓喧天，当时有些名气的平调落子演员，“三杆旗”、“老羊皮”等，都养在武家。用现在的眼光看，武伦杰或许算是保存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功之人了。武安两个剧种从产生到发展的漫长历程，随处可见武安商人的身影，可以说，没有商人走南闯北的商业活动，没有商人赚取的银钱，武安这两个剧种是不可能落地生根长期生存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们很长时间里都是主导武安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尤其是那三十年，武安城乡许多镇村都有人在大兴土木，盖宅院，盖祖庙，盖学校，盖剧院……以至于武安城乡村村都有剧场书社，每到庙会、节庆、宗族祭祀之日，都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各种戏曲和民间花会竞相献技。这里花费的钱财多数来自于他们的商业收入。
商帮文化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不同的商业文化孕育了不同的商人群体。武安商帮虽然与其他商帮的发展路径多有不同，但许多理念是相同的，体现了中国商业文明的优良传统，成功走出了一条辉煌的商业之路。他们的商业文化思想，至今依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世代相传的精神资源。他们在当地文化发展上的历史贡献，也当被今人记取和借鉴。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