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若昕
邯郸，一座位于河北省最南端的古老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快速前行的城市。她背靠雄壮的太行山脉，双手轻轻向前一伸，便揽住了东方河湖掩映的一整块冲积平原，也揽住了一方大美之地。
春秋时期，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逐步分野，邯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越来越被当时很多具有战略眼光的上层贵族看好，在经历过一次次智、力较量后，一名叫赵简子的贵族最终抱得美人归，从此，邯郸赵文化的大幕被正式拉开，历史上演了一出雄峻多姿的文化之舞。
于是人们记住了胡服骑射，记住了将相和，记住了奉公守法、毛遂自荐……，从某种程度上说，邯郸丰富的赵文化正是由这一条条成语典故背后的故事串联起来、积聚起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邯郸人。以至于今天，邯郸的城市文化已经被打上了深深的赵文化烙印。
一、武灵王与胡服骑射改革
在距离邯郸高速出口不远的环岛中心，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胡服骑射雕像。邯郸人热爱这形象，更多是因为大家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在梦里，赵国雄主武灵王颇具传奇色彩，当他想要兼并秦国时，就乔装打扮，亲面秦王，一观秦王为人，二观秦国地形，而秦王不能知。每当梦及于此，必然有一班邯郸人拍手称快，大呼“好一个王，真俄国之彼得也！”；然而也是这个王，因为一己私心，分国而治，导致子欲弑父，命陨沙丘时，又引来一班邯郸人暗自神伤，怨叹不已。也正因如此，人们每每发问，一个逝去千年的王，竟会让今天的邯郸人如此在意，这究竟是何种力量？——答案还在梦里，梦始终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一位善于调查研究的古代政治家，勇于突破历史羁绊，同他的臣民携起手来胡服骑射，大开革新之风，创造了邯郸历史上不朽的恢宏篇章。
就这样，一座雕塑、一种形象，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属于邯郸人的梦，把邯郸文化引向了足以让这座城市骄傲与自豪的高度。
在距邯郸东方很远的大洋深处，有一座旧称贝德罗岛的小岛，那里也有一座雕像、一种形象、一段传奇故事和一个属于一群人的梦。今天，人们乐于谈论那里手执火炬的端庄女性形象，以及她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梦想，在很多人看来，那里有美国最至高无上的文化。但9.11事件后一切都改变了许多，特别是对于关闭神像8年之久的决策者们来说——自由与秩序，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任何社会在发展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面对赵国的发展，武灵王一方面从上古历史中寻找理论支撑，强调自己拥有改革的自由，一方面又与持反对意见的王宫大臣进行民主协商，动之以利益增量和改革红利，争取人心，结果胡服骑射很快得以在秩序中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功。武灵王因此被晚清学者梁启超赞赏有加，认为是先于秦皇、汉武，光耀中华的功勋人物。
邯郸人欣然接受了这评价。一直以来，他们对胡服骑射中蕴含的解放思想元素、改革开放元素，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同时，他们也被武灵王在改革中倡导自由、重视民主与秩序的做法深深打动。人们有时甚至会讲，自由与民主相连，秩序与法治相契，这不也是邯郸文化吗？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正认真研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正细细品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与“法治”精神，大家一边认知、一边感悟、一边求得思想之解放。人们甚至会半开玩笑的对世界说，“我们热爱先人赐予的雕像，但雕像也教会我们，如果法国人或是其他什么人想参与升级计划的话，我们很乐意看看方案。”
就这样，怀揣智慧与勇气，邯郸城正努力抓紧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力奔向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不断迈向“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格局，也迈向更为广阔、更为精彩的世界舞台。
二、不简单的“和”字与对民众需求的满足
很多邯郸人相信，是他们对“和”字的喜爱，以及赵文化中对“和”字的崇尚，为邯郸文化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又一力量。
今天，邯郸人对将相和的往事始终津津乐道。有人说，蔺相如和廉颇的文武之和，除了二人气禀相投的因素外，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双方都有一颗“爱国”的心，都能做到以国家大局为重，所以将相和的意义应当在于彼此间拥有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有人说，和氏璧到邯郸后便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无论是缪贤推荐蔺相如，还是蔺相如功成名就，全不似当年和氏献璞的样子，反倒与后来的毛遂自荐一脉相通，赵国政坛之“文明”由此可见一斑，这大约就是上下“和谐”的有力表现吧；还有人说，完璧归赵不过是再次提醒我们，国家“富强”才是国与国“平等”的坚强后盾，只有双方力量可以相互制衡，才是达成“平等”契约的有效前提。而且，岂独国家如此、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所谓一个“和”字，不过是力量双方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已。将相和的故事离不开政治，体现出人与政治的和谐。
一万年前的冀南大地，阳光如酥，清风若水，磁山人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内心平静的渴望，选择了留下，这看似简单的决定，反映出邯郸早期定居者对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淳朴的追求。他们心中或许始终坚信——自己的部族一定能在这片大美之地上快乐、富足的生存下去，直到永远。
从那时起，邯郸文化中“和”的现象，从满足人类简单需求开始，逐渐迈上了拥抱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旅程。一路上，它体味着生民的万象风情，沐浴着青涩的商业气息，款款来到了中国井田制开始松动的重要时间节点。彼时的邯郸，作为地兼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方之利的交通要冲，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农、工、商、虞竞相逐利的场所，商业气息日甚一日，出现了所谓“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繁华景象。在这背后，反映出的则是原始市场经济以其隐形之手，对人们内心欲望以及各种经济行为调和的过程。
这一阶段，人与经济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画面不断渗透进原始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并逐渐把邯郸城导向“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的理想经济状态。在这样的经济文化氛围下，邯郸很快成长为漳、河间一都会，成为了战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商业中心，也成就了吕不韦、郭纵这样的商业巨擘。
今天，拥有了“四和”内容的邯郸文化比以往更加主动，其背后，隐现出文化之力、环境建设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间的相互关联。
三、 荀子的余音和魏武的文响
在邯郸，人们认为荀子和曹操等人在用思想与文学引领社会进步方面，独树一帜，是邯郸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遒劲之笔。
荀子出生于战国末年的赵国，曾议“仁人之兵”于赵孝成王前，论“大儒之效”于秦昭王侧，被齐襄王看作“最为老师”而“三为祭酒”，也曾被春申君黄歇认为是“天下贤人”而两拜兰陵令。荀子的王道思想虽然兼有百家之惠，百科之能，却由于不与时和，不能被立即采纳。于是一代大儒只好带着毕生的理想与抱负，终老他乡。
然而斯人已逝，余音未绝。当韩非、李斯带着师承，步入秦庭后，秦王嬴政便如获至宝般的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加快了统一六国的步伐，并最终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的全新时代。只可惜两人在嬴政面前过分强调了权谋峻法，偏离了“隆礼行法”以及“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孙卿本意，使得秦国在顶层设计和治国理政方面始终缺少儒者之风和爱民之策，最终还是影响到了他们各自的生命旅程。
老师的思想著述此后并未随之湮没，而是经过刘向、杨倞等人编纂，流传至今。其中荀子的天道观，人性观以及分而能群、和而能一的观念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座了不起的丰碑。
在邯郸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不独荀子的思想有如此力量，比荀子晚一个时代的魏武帝曹操，颇能用诗歌叩响人们的心弦。
初平元年（190年），满怀理想的曹操在目睹了汉室的一系列变化后，缘事而发，写就了描写社会现实的《蒿里行》、《薤露行》，以一股慷慨悲凉之气，扫却了先前诗歌中大量存在的妇怨与及时行乐思想，唱响了建安文学的新声。此后，他又很快把诗歌中悲天悯人思想化为实际行动，修耕植、蓄军资、改革税制、兴办屯田，恢复社会生产，终于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平定北方。那时诗人的心情已经大为改观，能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感受海天之间的宏大场面；也能够静静欣赏“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的久违景象；还能够在感叹冀州乡土不同的情况下，回应以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单凭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不知让多少后人怦然心动。于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决定南征，发出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声音。
看曹操的诗歌，仿佛是历史在回放一幅幅画面，充满述情之风，饱含壮意之骨，因而能文响后世，立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了不起的丰碑，供后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