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明信
说到燕赵文化，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荆轲刺秦王的动人故事，似乎亲耳听到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悲壮歌声。当然，“慷慨悲歌”远远不能概括燕赵文化的全部。然而，作为人文精神，它是燕赵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历史上留有深刻印象，它是燕赵文化特别鲜明的符号，是燕赵文化一张光辉耀眼的名片。
追溯历史，今华北地区以及陕西、辽宁等省都曾经是培育这一精神的田园。而刨根究底，这一精神的主要源头，最早植根于今河北省特别是河北中南部的历史文化区域之内。
自古以来，巍峨连绵的太行山、燕山山脉与渤海之间，夹着宽阔的河北平原。它不但适于生产、生活，而且是沟通中原和北方的平坦通道。现在鲜为人知的是，20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东南端的大名县境内有一座南北走向的沙麓山。由于太行山和沙麓山竦立东西，黄河又从沙麓山西麓自南向北流过，今邯郸东南部（邯郸和大名之间）成为河北通道的南端咽喉。
由此往南，就是上古五帝活动的中心区域——中原。黄帝之后，颛顼、帝喾的首都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距离邯郸市区只有150公里，距今大名县城仅75公里。沙麓山和太行山扼制、延缓了中原统治势力向北扩张，保障了北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今河北省中南部，成为以北方部落民族为主的活动区域。4000多年之前，商族得享其便而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打败了中原的夏，建立了商朝。公元前646年，沙麓山山峰崩塌。此时，号称“小黄河”的滹沱河又把中原势力阻挡在南岸。鲜虞国、中山国利用滹沱河天堑，先后顽强地坚持了与晋国、赵国的长时间抗争。此后，中原的势力逐渐北移，但分界线始终没有走出河北。而且，北方民族一旦兵强马壮，就要驾铁骑扑向南来。在他们无数次地染指中原直至席卷江南之前，今河北省就首当其冲进入他们的掌控之内。
这样的地理形势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河北一带在历史上成为中原与北方民族杂居共处、互相吸收渗透、交流融合的宝地。这一带不但宜于发展农业、畜牧业，而且适宜发展商业。4000多年前商族就出现了驾着牛车到处做买卖的子亥。战国时期，中山国仰仗商业很快发展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赵国则集聚了吕不韦那样的巨商大贾。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交往，从而增强了人们的社会性，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舆论的导向，不同民族的自尊自爱，使之重视声誉、看重信义，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这里和中原唇齿相依，所以很快吸收了中原舍生取义的重义文化，形成了任侠重义、大义凛然、勇于献身的精神。
这一带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各民族常常在此互相厮杀，征战频仍。无论是北取幽燕、南占中原、夺取冀晋、东征西战，河北平原都是战略要地。河北的大地之上，常常是战争的烈火。司马迁在论述种地和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的风气时说，那里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人们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意思是说，战争使这一带的人们疾恶如仇、重义轻生、勇敢坚强、执拗剽悍。实际上，司马迁的分析也适用于整个燕赵区域。腥风血雨、生灵涂炭，生命和财产没有保证，淡化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对生命的珍惜，而着重追求精神。于是，把舍生取义提升到顶点。在形势紧急的危难关头，便拼命硬干，慷慨赴义，视死如归。
由于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是各种矛盾最为突出的大动乱时期，战争最多，所以慷慨悲歌的人文精神表现得也最为突出，最为鲜明。战国初年，赵襄子为了不让代地落入敌手，便假意宴请，令人用铜斗杀死了代王，一举占领代国。赵襄子的姐姐是代王夫人，听到消息以后呼天抢地，说：“为了弟弟而轻慢丈夫，不仁；为了丈夫而怨恨弟弟，不义。”于是磨笄自刺而死。由此可见，中原的“仁”“义”思想在战国时期就扎根燕赵，不但男性多慷慨悲歌之士，女子也同样具有铮铮风骨。
翻开战国的历史，很多人慷慨壮烈，“士为知己者死”，死于人情。在赵无恤（赵襄子）与韩、魏联合灭掉知伯荀瑶之后，知氏的家臣豫让忍着极大痛苦，吞炭漆身，改变了自己的形状，前后两次谋杀赵无恤，但都未成功。第三次，豫让潜伏在桥下，又被赵无恤发现。赵无恤质问他：“你以前臣事过范氏、中行氏，知氏灭亡了他们，你不去报仇，反而投靠知氏。现在你却为知氏报仇，是什么道理？”豫让回答说：“我臣事范氏、中行氏，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对待我，所以我也像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知氏以国士对待我，所以我也以国士的所作所为对待他。”赵无恤也被感动得喟然叹息，就脱下自己的外衣交给豫让。豫让拔剑三跃，把衣服视为赵无恤，咬牙切齿，砍得稀烂。豫让说：“我可以下报知伯了！”于是伏剑自杀而死。
国之有难，必有忠义。很多义士为了国家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在中山国即将被赵军灭亡之际，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表现出保卫祖国，民敢赴难的英勇精神。秦灭燕赵之后，很多义士誓死刺杀秦始皇。高渐离被秦始皇用马粪把他的眼睛熏瞎之后，把铅块塞到“筑”中。在为秦始皇击筑，使之听筑进入佳境时，猛地举“筑”向秦始皇扑砸过去，像荆轲一样壮烈就义。当然，最使人称道的是蔺相如。他机智英勇，不畏强暴，将生死置之度外，两次折服秦王，维护了国家利益。而且，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忍辱负重，团结廉颇。将相和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现在看，燕赵的慷慨悲歌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把义字抬到偏激的程度，不识大体，不辨是非，动辄杀人、草菅人命。情感冲动，意气用事，不讲策略，盲目蛮干。比如荆轲刺秦王，司马光批评燕太子丹为了泄一时之愤就触犯虎狼一样的秦国，“轻虑浅谋，挑怨速祸”“罪莫大焉”。太子丹罪在不能审时度势，而是感情用事，轻率蛮干，不计后果。
但是，我们不可脱离当时的情况而苛求于古人。他们不计生死的精神、慷慨赴义的风骨，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与现在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高贵品德是相通的。我们不但可以在赵云、魏征等历史名人身上，也可以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英雄、革命军民身上看到这种精神的影响。慷慨悲歌，彪炳史册，这是燕赵人可以自豪出示的亮丽名片。
（作者系石家庄市政协原副主席、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