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隙，往事如雾，磨坊引来“国粮”路；望旧址，意踌躇，壮志几代创业处，烟囱厂房已成文物；忆，创业苦；望，历史路。一曲《山坡羊·新中国面粉厂旧址怀思》，虽道不尽追溯历史之详，却也能将中国第一家面粉厂近百年企业的发展浮光掠影。这家华北最早成立的面粉厂的前世今生如何，本文将为读者娓娓道来。
“三十岁以上的保定人，没有一个不是吃着新中国面粉厂的面粉长大的；作为中国最早的面粉厂，她的故事呀，真是讲上一天一夜也说不完。”1950年入厂工作，如今已经81岁的张寿健，从写字台里，拿出一本关于企业的剪报集，不少报纸已经发黄，“1919年建厂，再有几年就整整一百岁了，我见证了她在新中国建设历程中的每个片段，可以说，这是保定的骄傲，更是中国工业的骄傲。”
■军阀创实业
“乾义”绘太极
保定，燕赵文化名城。清代时设直隶总督府，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均与古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国藩、李鸿章，甚至包括袁世凯，都曾就任直隶总督，可谓京畿重地。保定新中国面粉厂就和当时的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保定市档案馆内，《保定历代大事纪略》和保定商会函件中对面粉厂的起源以及各种经营活动进行了非常详实的记录。1919年，湖北督军王占元和保定义和公粮店经理孙锡五合伙建立保定乾义面粉两合公司。王占元在任北洋第二镇统制时，曾率军驻扎在保定一带，与保定士绅来往密切，并在保定购置了房产。1918年孙锡五开设义和公粮店，借用王占元在保定的住宅，经常利用王占元从湖北汉口至北京的办公车贩运货物。于是两人商议在保定开设一家面粉公司。以王占元为无限责任股东，出资18万元；孙锡五为有限责任股东，出资2万元。共计20万元，成立起乾义面粉两合公司，并设计以太极图为产品商标，报部备案。
公司订购美国生产的30英寸面粉机7部，连同足以运转面粉机器的发动机全部，共价5.6万美元。1921年正月开始生产，到年终获利9万多元。因此，孙、王二人决定扩大生产，又订购美制30英寸面粉机3部，36英寸面粉机5部，并添置24马力康丁生电动机1部，于1922年全部机器装妥试车，经过一段时间调试改造，方达到技术要求。
而在民间口口相传中，面粉厂的来源则有所不同。在《保定故事卷》中记载：以前有个叫刘福山的小面坊主，为人老实本分也很善良。他靠着一头小毛驴磨面过日子。有一天他外出，走到南关小桥头上，看到一群大汉在打一个因为丢了钱付不了果子钱的小伙子，他上前制止，并将小伙子拖欠的饭钱给了人家。小伙子道谢之后就离开了。时隔六七年，小伙子又回来了。小伙子留下三百大洋说让其把买卖做大。刘福山说什么也不肯收，小伙子坚持给，并说过几天会从天津过来人跟他再商量。过了几天，天津真的来人了，说是受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托付，感谢刘福山6年前救了他少爷的难，让刘福山在保定开个面粉公司，房子、电磨都已购好，还送上银票。刘福山一听明白了，马上卖了小毛驴，盖了房，安装电磨。这是民国8年（1919）的事。解放以后，这家面粉厂改成了保定新中国面粉厂。
“那里的面粉就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运出来，因为是垄断经营，所有的保定人都吃的是乾义面粉；解放前的报纸上，就有乾义面粉的广告，是太极图标志。”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战乱夹缝生
停战谈判地
走进位于保定南大街的新中国面粉厂，她已如垂暮的美女，纱巾罩身，孑然而立。三面高墙将其紧紧围绕起来，只有从一家快捷酒店的正门入内，才能够零距离触摸到这个中国工业的标志性建筑。
因为停产多年，户牖已经腐朽，不少窗户上的玻璃已经脱落，青灰色的烟囱以及厂房柱墙上“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标语，让人不断咀嚼着历史赋予她的特殊味道。墙上挂的介绍资料称，这座面粉厂总占地面积为39亩，建筑面积1.1万多平方米。当时，她坐落于府河码头附近，一派“船舻相接，樯帆如林”的繁盛景象，再加上高大的厂房建筑，将其称为保定的地标性建筑一点儿都不为过。
张寿健说，当时这个地方叫止舫头，就是船舶靠岸的地方，非常繁华。
保定市退休教师陈伯涛曾深入挖掘乾义面粉公司历史，并掌握一定数量的史实资料。他介绍，乾义面粉公司是保定第一家现代机制面粉厂，也是京汉铁路沿线当时最大的粮食加工厂，在保定周围占统治地位。
虽然是企业，但是由于其特殊性，在战争岁月中同样命运多舛。“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保定，粮食加工业被严格控制，日方百般威胁要乾义与日本合营，公司代经理金泰逢最后被迫答应接受日方派顾问监管方案，但考虑如果日本人留驻厂内诸多不便，于是借口厂内环境嘈杂，不利顾问办公，应另辟幽静之所，经征得日本人同意后，在王字街购得原河南督军张福来宅，成立面粉公司营业处，精心布置，派出厨役车夫，由日本顾问驻入办公，厂内诸事一律到此处请示。据说，日本人虽不到厂，但却事事掣肘，并勾连日本特务和宪兵队，不时寻衅抓人、罚款。民国30年（1941）顾问曾一度中断，后又换派顾问，同时派日军一排驻守厂内，监视愈严。
抗战胜利后，这里还曾是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场所。当时，中共方为促使双方谈判有所进展，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亲自到场参加谈判。抗战胜利后的乾义面粉公司经日伪的摧残，无力回复原有经营，只对外廉价加工磨面维持生计，到1948年，经营更加困难，只好将加工所余麸皮用汽车运往北京销售，赖以坚持。
张寿健回忆说：“当时，我听老人们讲，新中国成立后，企业已经破败，政府希望王占元的几个儿子出资，兴建新厂，实现公私合营，但是没有成行，最后，还是政府出资，翻新了厂区，实现了正常生产。”
■国家盼振兴
炒面寄深情
解放后，这里由政府管理并更名为新中国面粉厂，经过修复后恢复生产。1974年高中毕业通过接班的形式进入面粉厂的邢兰英如今已经退休，说起面粉厂的历史，她激动不已，“听我父亲说，新中国面粉厂的牌子是朱德总司令亲自题写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有建设者们都憋着一口气，玩着命的干活，想把战乱这些年的损失补回来。”
张寿健1950年时16岁，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梦想来到这里。“当时是三班倒，每班3000多袋，一天近万袋，在这里上班，收入不低，多了不敢说，一个人可以养活三四口人。”旧社会打骂学徒是常事，而解放后，学徒是不能打骂的。当时有动力、制粉、机修等车间，职工200人左右。
建国不久，美帝国主义悍然将战火燃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奋勇入朝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雄赳赳，气扬扬，跨过鸭绿江……”老人讲到此，眼睛中突然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好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志愿军战士入朝时，后勤补给困难，就是炒面和着白雪充饥，硬是让武装到了牙齿的联合国军胆寒，新中国面粉厂当时就是为志愿军提供炒面的少数几家面粉厂之一。”
炒面就是将磨好的面粉掺入豆面、食盐，反复翻炒，直到透出香味。“那时候，我们年轻人都闹着当兵，上前线，厂里的领导劝诫我们，搞好炒面的生产，同样是支持前线，必须要拿出最好的产品，让志愿军将士们吃好。”就这样，和张寿健同龄的姑娘小伙们，把五层楼的生产线当成了战场，每天不知疲倦地跑上跑下，磨面、炒面、包装。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那时候，没有加班费，没有补贴，可是干起工作来，每个人都是一团火，一阵风。”
1958年，国家开始大炼钢铁，对粮食的管控进一步严格，不得私人经营粮食。为了响应号召，面粉厂抽出了一部分骨干去炼铁，面粉加工生产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当时的面粉统称“八一粉”，也就是通粉，在等级上没有大的差别。
■曾经无麦磨
谋划度时艰
古时有首诗写到“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即便不着罗绮，养蚕人还是能够维持生计的。谁又能够想到，几年后，一个中国面粉工业的摇篮，为抗美援朝做出重大贡献的面粉厂，竟然到了无面可磨的地步呢？
1960年，国家遭遇了艰难的“三年灾害”，水灾、旱灾接踵而来，粮食紧张到了食不果腹的局面。而新中国面粉厂也真正体验了“无麦下锅”的艰难滋味。
“没有麦子可磨，产量自然就下来了，但是生产还要维持，整个生产线就靠磨白薯干，材料太硬，设备损耗了不少，当时因为是国家统管，粮食把控非常严格，即便是白薯粉，也管控很严格。当时车间里的白薯粉已经淹了膝盖。厂里的职工守着口粮也吃不上，孩子们饿得哭闹。当时有位厂领导心软了，偷着给职工们发了一些粮食，被政府判了刑；在现在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张寿健说。
1963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面粉厂也转入正常，面粉恢复到了每天万袋的水平，久违的笑容再一次回到了职工的脸上。
民以食为天，不管政治运动如何波澜起伏，面粉厂始终如流水一般，平静而自然。1974年，高中毕业的邢兰英走入了这家充满着历史厚重感的老企业，接过了父亲的班。当时一个班次的生产量已经达到4200袋，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时候有了“红鱼”、“绿鱼”等新一批高等级面粉，而不再是仅靠“八一粉”独撑局面。
当时，保定只有此一家面粉厂，附近农村种植户都是拿麦子交到这里换面吃。很多农户为了提前将麦子送到这里，还要找领导“批条子”。
“早上八点开始，一直排到晚上点蜡。”邢兰英说，附近谁家的孩子能够到面粉厂上班，亲戚们都觉得腰杆一挺，脸面有光。
■辉煌已成昨
涅槃待新生
1976年，在冀中大地上，一场人类的浩劫不期而至，唐山大地震举国震惊！作为面粉加工企业，新中国面粉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以满足支援震区人民的需要。“当时的口号是‘眼睛瞪大了、磨口开大了、产量上去了’，我们都是加班生产，连节假日也不休息，以往上夜班打个盹儿，那时候眼睛都不敢合，生怕出了次品。抗震期间，整车皮的面粉往唐山运，大家还写上鼓舞的口号，夹在信里，寄往唐山。”邢兰英说。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科技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角，不断更新的品质，让面粉厂名声在外，产品畅销全国，就连“北大仓”在内的东北等地，都从这里购买面粉。面粉厂为职工盖了家属宿舍，不少年轻职工欢天喜地搬进了属于自己的住房。
或者是如数家珍般的沾沾自喜，抑或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盲目自信，当时间划过九十年代门槛，青年们在忘情地唱着《1997快点到吧》的时候，面粉厂突然像患了眼疾的老者，不敢也不能行动自如了。
这时，邢兰英已经在销售岗位工作了。随着民办面粉厂如雨后春笋般的崛起，新中国面粉厂已不再是独门生意，而是面对着“列强林立”。国内经销商到处都是赊账，欠款。主要销售区域黑龙江以及山西更是生意冷清。一次，邢兰英去山西要账，对方说，没钱！
厂里几百口人都等着拿钱过年，邢兰英给对方磕头的心都有，末了，对方说软话了，“拿煤顶账吧。”白白的面粉换来的却是乌黑的煤炭！12个车皮的煤炭拉到厂里后，所有的人都沉默了，长久地站在煤堆前发窘……
1998年，减员增效，再后来，企业终于停产了，直到现在。如今，那破碎的窗、斑驳的墙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在车间的大门旁，清楚地记录着她的容颜：“5层制粉大楼一座，仓库4个，营业二层楼房一座，每层14间，1993年2月，乾义面粉公司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她在许许多多保定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近年来，新中国面粉厂作为保定历史的见证者，频频被报纸和电视报道，也引来好奇者参观。如今， 位于长城南大街沿线的新中国面粉厂原址处已建起崭新的快捷酒店项目，从酒店东侧的入口进去拐上两个弯，5层高、具有民国建筑风格的新中国面粉厂豁然映入眼帘。即使被时尚、靓丽的现代高楼所包围，即使墙体上厚大的青砖已然斑驳、窗户已然破损，这座老厂房依然能带给人震撼。
家住附近的一位老先生，今年已经快80岁了，获悉记者想了解一些面粉厂的过去后，变得非常健谈。“小时候我常偷偷跑到厂区里玩，看着里面的工人搬卸面粉。当时最爱干的事就是跑到烟囱底下向上看，感觉这烟囱好像通到了天上。”他告诉记者，新中国面粉厂是当年府河周边最漂亮的建筑之一，至今仍为老人们津津乐道。
“保定面粉厂作为工业旅游点的职能应该尽快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保定的工业历史，从而坚定建设古城的信心；在北京，包括郭沫若故居都成了旅游者的热地，而像面粉厂这样既有历史，又有文化积淀的企业，更应该保护好，宣传好。”张寿健老人拿着发了黄的剪报，激动地说。
文/杨毅松
